中国古代的所谓“诗体”，主要包括诗歌的体式和风格。在《沧浪诗话》中，严羽以诗体的演变为中心，梳理了诗歌体式和风格发展演变的脉络，并参照各种分类标准，对诗体和风格进行了多元的划分，体现了严羽本人的诗体观和文学史观。在严羽的理论体系中，诗体是诗歌本体论落实到具体作品的进一步展开。因此，他的诗体论是广义的诗歌作品本体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诗歌的体式上，严羽首先强调了诗歌体式演变与发展的承续性。诗歌体式的流变既有其历史必然性，也是无数诗人能动努力的结果，其中不乏杰出诗人的创造性功绩。严羽对体式的分类，参照了各种分类方法或标准，有时代、作者、选体、流派、语言韵律、杂体等，看起来有些杂乱，实际上这也是由诗体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所造成的。他要求熟参诗体、重视诗体的辨析，既体现了时代重视诗体的风气，又有他个人的独特之功。其诗体分类较前人更丰富、更完备，并对后世诗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诗歌风格方面，《沧浪诗话》将诗的品类分为九类：“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在此基础上，他将其简化为两大类，即：“优游不迫”和“沉著痛快”。同时，根据时代的不同和个人的差异，他还以时而论的时代风格和以人而论的个人风格来分类。就时代风格而论，严羽把唐代诗歌分为：唐初、盛唐、大历（或元和）、晚唐四个时期，而各个时期都有着不同的时代风格。
就个人风格而论，每一个伟大的诗人都有其独特的风格，而这些风格是难分轩轾优劣的：“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作为唐代诗坛的双子星，李白和杜甫的诗作各以其独特的个性与才气代表着优游不迫和沉著痛快两种不同的风格。
风格是透过语言表达的，语言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诗歌的风格。“大历以前，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晚唐，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本朝诸公，分明别是一副言语；如此见，方许具一只眼。”这种言语的风格显示了诗歌作品的风格。这还可以从唐、宋人的“命题”和“题引”的语言风格中看出。严羽说：“唐人命题，言语亦自不同。杂古人之集而观之，不必见诗，望其题引而知其为唐人今人矣。”其中尤其是对盛唐的尊崇，对后世的创作、鉴赏和批评产生了空前的影响。
严羽认为，诗歌体式与风格的演变与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诗歌风貌，向古人学习，也只是学习古人作诗的一些方法、精神，至于求与古人相似，由于时代、个性所限，始终难以有古人气象。“虽谢康乐拟邺中诸子之诗，亦气象不类。至于刘玄休《拟行行重行行》等篇，鲍明远《代君子有所思》之作，仍是其自体耳。”拟古之作，不论多么用工，体现出来的仍是自己的个性风格。
他所谓：“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以及对五言、七言、四言、六言、三言和九言起源的探讨，其准确性和观点当然还有可商榷之处，但其中体现了他的历史意识和发展观。他对各代差异的论述，揭示了时代的不同，更揭示了文体及其发展规律的差异，并体现了他的审美价值取向和个人趣味。因此，他的诗体论作为本体论的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自发地体现了审美趣味与历史规律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