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字子云，蜀郡郫县(今四川郫县)人，西汉著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语言学家。
扬雄自幼口吃，不善言语，然而却喜欢读书与思考，《汉书·扬雄传》称他“博览无所不见”，“默而好深沉之思”，“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顾尝好辞赋”。自小就打下了从事文学创作与哲学研究的坚实基础。
扬雄画像扬雄仰慕司马相如，“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又很感慨于屈原之死，每读《离骚》，“未尝不流涕也”。但他“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何必湛身哉！”遂摘取《离骚》之词，反其意而用之，作《反离骚》，“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
大约在四十余岁时，扬雄离开蜀郡来到长安，希望能一展抱负。不久，他因“文似相如”而被推荐给汉成帝，待诏宫廷。于是，他连续为汉成帝写了《甘泉赋》、《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在这些作品中，他用铺陈夸饰的手法，华丽雕砌的辞藻，一方面对汉成帝的“英华沉浮，洋溢入区，普天所覆，莫不浩濡”的功业尽力歌颂；另一方面又运用反话，寓讽课之意见于委婉曲折中，对汉成帝穷奢极欲的作风进行了规劝。
司马相如在写了若干辞赋之后，扬雄感到无论是他还是司马相如。写作辞赋的目的本是对皇上有所讽劝，但实际效果却是毫无作用。他下决心不再作赋，认为这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转而研究哲学，少问政事。这样做，当然就难以升官，于是有人给以嘲笑和疑问。扬雄为此专门写了《解嘲》、《解难》二文，予以回答，表明自己“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的处世之道。对于扬雄这种从尽力作赋到反对作赋的重要变化，茅盾在《夜读偶记》中说：扬雄“是比韩愈早了八百年揭起反对文学骈丽化的旗帜的第一人”。
扬雄著作扬雄潜心学术之后，发愤著书，写成了几部重要著作。即：仿《论语》而写的政论性著作《法言》，仿《周易》而写的哲学著作《太玄》，仿《仓颉篇》而写的文字学著作《训纂篇》，仿《虞箴》而写的政论性韵文《州箴》，仿《尔雅》而写的语言学著作《方言》。这些著作都流传至今，是我们研究古代文化史的宝贵资料。
在《太玄》和《法言》中，扬雄创造了一个万物的主宰——玄。他认为，“玄”是万物的根本，它使精神得以活动，使事物得以发展。它没有形迹而又无所不在：“仰而视之在乎上，俯而窥之在乎下，企而望之在乎前，弃而忘之在乎后，欲违则不能，嘿则得其所者，玄也。”扬雄所谓的“玄”是一种非物质性的绝对观念，所以他的哲学体系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但扬雄在反对弥漫当时社会的宗教迷信、神仙方术等方面却表现出某些唯物主义倾向。他批判宗教迷信，指出神怪没有灵验，圣人不谈神怪：“神怪茫茫，若存若亡，圣人曼云。”他批判神仙方术，指出生死乃自然规律：“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凶有终，自然之道也。”他以圣人有时同世存在，有时超越五百年才产生的事实批驳了“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妄说：“尧、
舜、禹，君臣也，而并。文、武、周公，父子也，而处。汤、孔子数百岁而生。因往以推来，虽千一不可知也。”他认为新旧事物之间有因有革：“可则因，否则革。”“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他还强调后天的学习：“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学则正，否则邪。”他还表现出一些辩证法思想，认为“阳不极则阴不萌，阴不极则阳不芽”，即事物是有发展，有转化的。
巴蜀之地扬雄的《方言》是研究我国古代词汇的珍贵材料。扬雄利用全国各地都有人汇聚京师的有利条件，进行了27年的访问、积累、整理而成的这部方言学专著，记录了西汉时期全国各地的方言材料和古今不同的词汇材料，也记载了各地相同的民族共同语“通语”。这部书不仅是我国第一部，也是全世界第一部方言学专著，对于语言学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其中对古蜀语的保存尤为仅见。
扬雄在世时，他的学识并未受到时人的重视。刘谙甚至于说他钻研学术是“空自苦”，挖苦他的著作只能被后人用来盖酒坛子。可是，有眼力的哲学家桓谭却认为他“才智开通，能人圣道，卓绝于众”，断言他的著作“必传于世”。这一断言不久即被证实。在扬雄去世40余年后，就“《法言》大行”了。巴蜀人民从来就没有忘记扬雄这位多学科的杰出学者与文字学家，一直在纪念他。在川西平原上，长期有多处关于扬雄的纪念地，有相传他洗砚、洗笔之地的成都洗墨池，以及在此地修建的墨池书院；有郫县的扬雄墓；有成都、郫县、绵阳的三处子云亭，无不表现了人们对扬雄的崇敬。
刘禹锡画像尤其是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在千古名篇《陋室铭》中，以“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证明“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二生清贫的扬雄及其他所居住的子云亭“何陋之有？”可见早在唐代，纪念扬雄的子云亭就已成为人们所尊崇的形陋而实不陋的胜迹了。(资料节选自《巴蜀百贤》，图/胡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