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大家都知道《史记》这部著作，它无论是从史学角度还是从文学角度上来看，都称的上是一部巨著。鲁迅先生的一句评语就极为精当“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那么，这《史记》到底绝在哪儿呢？咱们今天就来好好说说。
首先一点，就是司马迁在记录本朝历史的时候，无论是对汉高祖刘邦还是当朝皇帝刘彻，他并没有留多少情面，不像其他史官那样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书中描写的情节来看。
要不是他的描述，我们都想不到大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居然能说出“分我一杯羹”这样的话，就包括他在逃亡途中因为车子超载，竟然毫不犹豫地一脚把自己的妻子儿女踹下车，导致吕后被项羽抓获，沦为人质。如此不留情面的事情，我们很难把它跟那个慧眼识人，绝不屠城的仁义之君联系起来。
再有就是他对于当今圣上汉武帝也没有留太多情面，当然，他对于汉武帝的丰功伟绩是一点儿没有漏写，可同时对于他的穷奢极欲，穷兵黩武，迷信方士等等缺点毫不留情地一一表露。
再有一点就是他在著书的时候，并不是像其他史官那样，只是写些帝王将相，至于普通老百姓则不着一字，认为他们人微言轻，不足以改变历史进程。可在司马迁的眼里，他们虽然社会地位不高，可做出的事情往往惊天地，泣鬼神，勇气可嘉。
所以在他的著作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他的刺客列传。当然了，这除了跟他的敬业精神以及职业素养有关之外，还跟他的亲身经历密切相关。
他的父亲就是太史令，他子承父业，也担当起了记录大汉历史的重任。刚开始的时候他很得汉武帝的宠爱，不管是朝中重要事情的决策，还是出去游山玩水，都忘不了他。可没想到好景不长，一个突发事件打破了他那平静的生活，也成为了他后来坎坷著书路的起点。
天汉二年，汉武帝为了显示大汉王朝的天威，派李广利向匈奴开战。李陵本来是被派到李广利手下押运粮草的，可他心有不甘，于是就请求自带兵马重创单于的部队。汉武帝闻听此言，顿时龙颜大悦，大力赞赏李陵的英武过人。阶下的文武百官看了，也都纷纷附和，一时之间，李陵的英名传遍朝野内外。
可没想到这李陵是有勇无谋，由于孤军深入，遭到匈奴的八万人伏击，他虽然英勇，在困顿之际仍然斩杀匈奴一万多人，可终究是双拳难敌四手，李陵弹尽粮绝，不得已投降匈奴了。这个消息传到长安，汉武帝本来以为李陵战死了，没想到居然投降了，顿时勃然大怒。朝中很多大臣也见风使舵，前面还吹捧李陵骁勇善战，后来就说李陵厚颜无耻，竟然做出此等行径使我大汉帝国蒙羞。
司马迁从头到尾地见证了这群正人君子的真实嘴脸，他觉得自己身为太史令，应该发出正义的声音。于是在汉武帝征求他意见的时候说了几句公道话。结果这一下子戳了汉武帝肺管子：“你还替个叛徒辩护”，当时就把司马迁下了大狱了。
没过多久，有谣言说李陵要带着匈奴反攻大汉了。本就将这件事深以为耻的汉武帝彻底爆发了，他把李陵一门老小杀了个干净，灭其三族。并把司马迁判处死刑。
汉朝当时的法律规定，有两种办法可以免除死刑：“一种是拿五十万贯钱来赎，第二种就是腐刑，也就是后来的宫刑。”当时的司马迁一贫如洗，拿不出五十万钱来赎命。为了活下来，他只能选择第二种方式。这对于司马迁精神上的侮辱可见一斑。也正是因为这个，他的写作视角和其他的史官全不一样。他以底层人的视角，以卑微的心态来看待整个现实社会，因而获得了很多非常鲜活，非常真实的史料，这也成为了他写作史记的基础。
所以这最后一点，就是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作为标准，他写了游侠，商人，医生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他的观念里，王侯将相，布衣百姓，共同组成了历史，这也是史记位列二十四史之首的重要原因。
看到这里，想必大家都能明白鲁迅先生的这句评价包含多少东西了，有机会的话还是好好去研读一下《史记》吧，相信司马迁想传达给咱们的东西远不止这一星半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