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二十四史之首，对于中国的正史有开创之功，也是公认的二十四史当中，成就最高的四部史书之一，与《汉书》、《三国志》、《后汉书》并称“前四史”。但《史记》其实还不算是官修的史书，而是太史公凭一人之力而著述的“野史”。但它的成就在中国历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史上都是很高的。
《史记》开创了一种新的记实体裁——记传体，以人物、家族或其他来进行分类编写。这样既便于检索，又便于使我们在阅读某一细节方面，不至于非常麻烦。比如你要了解项羽，你就可以直接读《项羽本纪》，而不必像读编年体那样，一页一页地翻查，这是很了不起的，这种体裁影响了后世大部分官修的史书，和民间创作者创作的野史体裁。二十四史全部是用这种体裁编撰而成的。
其次，太史公确立了一种褒贬的原则，虽然他没有明确的说出这种原则，但是可以从他传记的名称上看出一些端倪，比如他把陈胜的传记成为《陈涉世家》，把平民教育家孔子成为《孔子世家》，让这些没有权势的人，与那些贵族平起平坐，这种思想放到今天，仍然是很了不起的。他还杜绝了中国自古“以成败论英雄”的偏见，把项羽这样的失败者也描绘成英雄，要知道，他所生处的汉朝，可就是直接打败项羽的刘氏政权，这没有一点勇气，是办不到的，也体现了中国古代良史的操守。
再次，太史公做《史记》为我们记述了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使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脉络得以存续，这样的功绩，他自己就是一个旷古烁今的英雄！一个文明的英雄！
第四，太史公做《史记》还把一直瞧不起的四夷、商贾都纳入历史当中，这也为后世树立了编史的典范，使后世的史家有了编写的一些原则。他甚至把匈奴、朝鲜这样当时认为的异族都考证出为华夏后裔，这个虽然引得后世广泛的争论，但是也体现出了太史公自己视各民族平等的意愿。
其四，《史记》秉笔直书，几乎没有什么顾忌，而是大胆地将自己的情感倾注在作品当中，这又让人为他的胆气豪气叫好，当然，这样一来，太史公的史记就有太多的个人色彩，作为史书来说，确实也算是“双刃剑”。比如他在《孔子世家》中记载孔门弟子子贡，游说多国，就明显带有后世纵横家的色彩，虽然子贡以外交、言语为长，但这也太过精彩，精彩得让人难以相信了（相关讨论，有各种各样的学术成就，大家可以参看）
《资治通鉴》是我国首部编年体的巨著，他是由北宋著名文学家司马光花费27年时间编写的。同样作为一部宏伟巨著的史记，他是我国二十四史之首，是由西汉著名文学家司马迁编写。这两部巨著在我们后世心中是所有史书当中最重要也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boss级别的，那么这两部巨著又有哪些不同之处呢？
各人觉得有三个不同的地方。
第一点：语言风格不同。
史记语言极具文学性，非常生动。鲁迅先生讲吗？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所以这就是以前读的让人血脉膨胀啊，唉大家愿意读而司马光写的资治通鉴，呢他的语言风格呢正像朱熹讲的温恭之言，儒商麻古数。上马部署我们日常船能运的就最普通的这些东西。那这个最普通的东西，比如说那肯定是平淡，但是就像我们吃饭穿衣一样，最普通的衣服，最普通的饮食，我们能够长久地吃，天天给你吃山珍海味，你受得了吗？谁也受不了。所以一样的。司马光的这个语言看似平淡无奇，但是你细品发现里边的味道很足，它跟司马迁呢实际不一样。
第二点：写作宗旨不同。
司马迁写史记，他的写作宗旨是就天人之际，特立独行的，史记确实无愧于司马迁这种写作宗旨。而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呢，他的写作宗旨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也就是说我要通过借鉴历代它的兴衰成败，反过来对当今社会的得失来做一个借鉴，要提供这个借鉴作用。所以正因为它是这样一种写作宗旨，所以用司马光自己的话来讲，他写资治通鉴，他专门写那些对国家兴衰有重要关系的，与老百姓的生活生息相关的那些大政方针政策，那些向善的可以被后世效法的那些人和事儿，可以为后世评估提供反面教材。也就是说司马光写史书，他把史学的这种资质取鉴的史实资料提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而且他把这种思想一直贯穿整个资治通鉴全书。
第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