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西汉晚期文学创作的社会因素有很多，西汉晚期社会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有两个重要情况。一是尚理重文思潮的影响，二是博通学风与文化学术的繁荣。“情和理是文学作品的经络和脉搏，一部文学作品如果没有情、理可言，也就失去了灵魂和生命。”对于一篇文学作品而言，“情”指的是其情感因素，“理”是指逻辑架构以及作品中所阐发的某种道理，二者结合才能达到文学作品创作的完美。
西汉紧承战国诸子之后，延续了战国时代崇尚理性思辨的趋势，这种趋势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起初尚不明显，随着西汉晚期以后理性思潮愈演愈烈，其在文学中的表现是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逻辑结构更加清晰完整。和尚理思潮同时并行的是重文的社会思潮，文化学术发展到西汉晚期已经趋向于繁荣，加上此时统治者大多爱好艺文，士人在长期的创作中亦形成了对对仗、用韵等文学内在形式的探索，这种对文学内在规律的探索一方面反映了此一时期重文的文艺思潮，另一方面这种对文学形式大规模的探讨一直持续到魏晋时期，其直接导致了汉魏时期第一次文学创作高峰的到来。
尚理思想与西汉晚期文学结构上的演进。西汉晚期在理性思潮的影响下，奏疏的逻辑结构更加趋于严密、完整，大赋的结构形式也由西汉中期的并列式结构向注重前后顺序的逻辑性结构演进，扦情小赋亦由原来的没有明显的结构顺序到西汉晚期的以叙述性结构为主。西汉晚期文士尚理思想加强。西汉文化上承先秦诸子，而诸子文化最明显的特征是其思辨色彩，无论是阴阳家、道家还是法家其思辨色彩都相当浓厚。先秦诸子所开创的哲学奠定了我国古代哲学的基础。
继承诸子文化余绪的西汉文化从一开始就站在相当的理论高度。先秦文化的另一支流是史官文化，我国的史官文化源远流长，商、周时期就有了类似后世史官的官职设置。到春秋战国时期，史官文化已经相当成熟，各个诸侯国设立史官将本国历史编定成书，如鲁之《春秋》，楚之《祷杌》等。到战国时期我国的文化格局已经奠定，文化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
西汉文化承接战国时代诸子文化和史官文化，使得其最初就显示了强烈的理性色彩。西汉建立之初，士人就主张探寻朝代更迭的内在原因，以回归理性统治，所以陆贾反驳高祖的“马上得天下”之论，高祖令其著《楚汉春秋》来总结秦亡汉兴的经验。汉代前期更是兴起一股探究秦亡的热潮，其目的也是为新建立的汉朝提供经验，比如贾谊的《过秦论》认为秦亡的主要原因是不施仁政，这对汉朝统治者后来的以儒术缘饰社会提供了理论的指导。
西汉晚期由于经学的兴盛，复古思潮笼罩着整个社会，而复古的本质是以古鉴今，为当下的社会问题提供解决的依据，汉儒在援引古事以和当今时政结合时，中间一环就是总结上升为理论的高度，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言，西汉的儒生与其他出身的社会活动家相比有一个明显的区分点就是“儒生有一套把现实社会向理论上推进的原则……”这一点在士人著述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刘向的《说苑》、《新序》、《列女传》等都是釆拾古代故事，然而其意却不在故事本身，而是试图通过故事来阐发道理，如其《说苑》。
西汉晚期成帝喜好游玩，刘向这里就采用楚王好游猎的故事，但作者的重点并不是在叙述故事，而是通过故事来说明只要有志于治国，即使是游猎这样的小事也能从中提取治国识人的道理。前面的故事只是一个引子，其重点在于作者的理论总结和提升，即“苟有志则无非事者”，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西汉晚期士人的尚理意识，其主张行为做事均要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以为社会提供某种借鉴的经验。
西汉晚期的这种崇尚理性的思想不但表现在经学内部的相互论难的风气上，还表现在此一时期经学的发展有逐渐向理论化演进的倾向，并且此一时期理论性著作大量增加。西汉前、中期的经学，大多重师法遵师说，此一时期经学的学术化色彩浓厚，和社会联系不甚紧密。西汉晚期，由于经学的高度发展，经学干预社会的因素渐多，固守师承已经无法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于是此一时期的经学多偏向灾异理论的发展，其目的也是为了解决西汉后期灾害不断的社会现象。
如西汉后期京房一派的《易》学十分流行，元帝时被立于学官，而京房《易》学的特点就是其灾异理论及其和现实的联系，为了建立这种联系，他发挥出一整套天气温候和人事之间联系的理论，更加发挥了《易》的理论色彩。此一时期的《诗》也被翼奉之徒发展出一套“四始五际”的理论，来建立和现实的联系。这一时期的文士还精通天文、历算，刘向致力于天象的观测，刘歆用心于《三统历》的研究，扬雄好深沉之思，亦专心于哲理的探究，其《太玄》就是仿照《周易》建立了一套哲学理论。
西汉晚期文学结构上的演进，首先，散文结构更富有逻辑性。西汉散文的结构从前期到晚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西汉前期的奏疏内容上多为历史经验的总结或为王朝统治的献计献策，其旨侧重于奏疏中本身的实际用途，鲜有有意为奏疏，或对奏疏的内部结构和修辞进行深入推敲的。如汉代前期撰写奏疏较多的贾谊，其现存奏疏中重要的有《上疏陈政事》、《上疏请封建子弟》等篇。
就这几篇而言，《上疏陈政事》一文中讽谏之事涉及削弱诸侯国势力、对匈奴之政策、社会的僧越奢华之风、社会的轻视礼仪、忽视太子的教育等问题，奏疏或直指国家大政或直陈时弊，虽有益于治国，但结构不甚严谨，略显散漫。相对于西汉前期注重奏疏的实际效用，一疏或言多事，或幵头失于突兀等特点，西汉晚期的奏疏多一篇奏疏围绕一事而言。
在注重所奏之事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奏疏开头的介绍、铺垫，结构的完整、严密，观点鲜明，并且所论能够紧紧围绕观点展开，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期的奏疏还多有“警句”出现。以此一时期刘向的奏疏为例。刘向的奏疏现存较为重要的有《条灾异封事》、《极谏用外戚封事》、《理甘延寿陈汤疏》、《谏昌陵疏》、《复上奏灾异》等，刘向的这些奏疏大都结构完整、逻辑严密、观点鲜明。
其次，大赋的结构，注重前后的逻辑顺序。汉赋是从模拟《楚辞》发展而来。就辞赋的结构而言，屈原的《离骚》是“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极开阖抑扬之变……”其结构似无迹可寻。到宋玉的辞赋，其章法渐具明显，如宋玉的《高唐赋》以高唐观为中心，铺叙其中的物类。“登岩下望……中阪遥望……仰视山嶺”，分别写各个角度所观望到的山水、林木、花草及狩猎活动，叙述井然有序。这种横式结构为汉大赋提供了借鉴。
到汉代前中期的《七发》、《子虚赋》、《上林赋》，大赋结构基本定型，基本是横向的并列式。《七发》由于内容繁杂，作者将其分为层次分明的七个大段，分别从音乐、饮食、乘车、游宴、田猎、观涛等方面，每段各叙一事，段与段之间相互独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不但在内容上奠定了大赋包罗万象的气度，在结构形式上也是汉大赋的代表。
以《上林赋》为例，《上林赋》的结构可能是受到《高唐赋》和《七发》的启发，赋中作者按内容分段的意识更明显，段与段之间用“……于是……”隔幵，分别写了上林苑的流水、山林、禽兽、公馆、果木、天子的田猎活动、礼仪活动等，最后以讽谏结尾。赋中除了描写田猎活动的篇幅稍多以外，别的部分内容大体相当，总体上呈现了一种横式的并列、罗列的结构。这种结构清晰易把握，可容性较大，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适合汉赋体物的特征。
西汉晚期现存的大赋以扬雄的《甘泉赋》四赋为代表，相较于西汉前期大赋的多并列式的罗列物象，西汉晚期的大赋则多按照前后的逻辑顺序展开。以扬雄的《甘泉赋》为例，《甘泉赋》的写法本可继续模拟《上林赋》，《上林赋》主体是写天子的游猎活动，但大部分的笔墨用在写上林苑的富庶。
同理，《甘泉赋》主体写天子的祭祀活动，本可以把甘泉宫中的景物分为若干部分，每段写一个部分，可以釆用此前的横式结构。但扬雄并未这样创作，甚至没有采取大赋经典的主客问答式，而是直接先从祭祀前的准备活动写起，点明了时间、人物。地点即汉代皇帝祭祀上天的场所甘泉宫。
综上，我们看出，西汉晚期的大赋同样结构清晰，但和中期枚乘、司马相如的大赋不同。枚乘、司马相如的大赋多采用横式的并列，多就皇帝园囿或游猎生活的描写，扬雄的大赋多是就某次皇家的狩猎或祭祀活动来展开，主要是釆用从前到后的的结构形式，按照时间先后完整呈现，西汉晚期大赋结构和逻辑上的严密是和此时期尚理的思想分不开的。
再次，西汉的抒情小赋，以叙述为线索。就借屈原以行情的代言体而言，同样以描写屈原身世、遭遇为依托，西汉前期贾谊、严助的《吊屈原赋》《哀时命》相对简短，并且结构稍显混乱，通篇为感叹社会黑白颠倒、贤愚不分之辞，是行愤式的感情倾湾。汉代中后期以后，这些抒情赋的结构稍微明晰，如东方朔的《七谏》、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等。《七谏》等这些拟作多分为七段或九段，每篇均拟有小标题，这种变化倾向表现了西汉中后期以后文学家对屈原遭遇解读的深入，也是其追求辞赋结构逐渐明晰化的体现。
西汉后期的扦情赋还有一类是直接行写作家自身经历的，这类辞赋多是自身经历的真实写照，所以其结构也较为明显。但这类行情赋又可分为直接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式行情，一般是将自己一生从前到后叙述。另外一种是因被或避乱而就沿途所见写的行情之作。西汉后期的行情赋一改前期屈骚发泄式抒情的毫无章法，后期的行情赋大都以自身的经历或所见所感为线索，结构严谨，主题明确，文学创作的理性和构思的作用突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