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以来，《史记》的思想内容不仅是史臣学习的榜样，其思想内涵和叙事风格也成为文学家们推崇效仿的对象。作者司马迁超强的概括能力和远见卓识，生动展开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画面。
司马迁的一生经历坎坷，落笔之处尽显风骨，连自己的工作单位的创始人刘邦都没有放过，权力没有成为他创作的限制，相反，他的不虚美、不隐恶让《史记》成为史家绝唱，风骨屹立于世。
闲笔处见真章
《史记》纪、传是以人物为中心的散文，其中的人物故事活动已经超出了史料记载的限制，变得更富有文学性、故事性。尤其是对刘邦、项羽二人的书写。
司马迁在写刘邦身世之时，落笔为“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蚊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这段文字暗示了刘邦的奇人异象和注定建立不凡事业的命运，但也没有对他的出身加以掩饰。太公、刘媪，之间点名了二人都是普通白丁，没有任何美饰之言。
而对于刘邦昔日的对手项羽，司马迁也没有碍于所服务刘氏江山的面子，对其进行贬低，反而直言项羽是一个出身不俗且家学渊源深厚的贵族身份。“季父项梁，梁父即楚将项燕，为秦将王翦所戮者也。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以此窥见项羽是世家出身，受封项氏，而且是背负着与秦的血海深仇而来，总之清楚交代了项羽出身的显赫。
如实书写二人出身，不仅没有掩饰和贬低之语还在一定程度上作了预言，刘邦的出身不高因而有着市井小民的习气，在一定程度上深谙民众的想法和江湖上的行事方式。项羽出身高贵，往来无白丁，难免在最后失败的时候放不下贵族世家的包袱，太好面子、刚愎自用也成为他失败的缘由。
有道是，民心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二人的出身和性格特征也决定了二人的群众基础不一样。刘邦出身市井，所以性格豁达，而且喜好美色、嗜好饮酒，这些升斗小民热爱的娱乐活动极大地将刘邦的”接地气“体现出来，在拉拢民众和接触一些同样出身不高但是比较有能力的将领时，这些特征很为他加分。
《高祖本纪》中有很多关于刘邦日常与人相处的场景描写，如”高祖因狎侮诸客，遂坐上座，无所诎“等。很多人透过这些日常生活小事的描写，认为刘邦无赖、吊儿郎当，但这些闲笔透露出刘邦的情商很高的信息。“狎”是亲昵不庄重之意，也就是说刘邦经常跟同事开玩笑。这都说明他生性的洒脱与不拘小节，胸襟开阔，人际关系融洽。正是这样的品质才得以收服张良、韩信、萧何、樊哙等人心甘情愿在他麾下卖命献策。
而在《项羽本纪》之中却找不到项羽和底层群众相处的日常，也无法得知他和下属之间亲密无间、撒泼无赖的场面，他的出身注定不会是与民众同甘共苦的“同舟者”。相反，项羽那样骄傲的人，他的温柔和浪漫都给予了他的“战友”乌骓马和他的红颜知己虞姬，一个多情英雄的形象跃然纸上。
此外，刘邦善于运用读书人帮他出谋划策、建国立业，而项羽就显得没有刘邦的容人之量，在气走亚父之后，项羽身边几乎没有什么堪比张良萧何那样的谋士，只能不断走向下坡路，失败已成定局。
总之，司马迁在书写两位历史人物的时候，对他们的缺陷丝毫不修饰美化，而是直接从各类型事件之中表现出来，直接用生动形象的叙事来打动读者，二位英雄人物的特征直陈于读者面前，任凭读者细细品味其中的奥妙和玄机。
《吕太后本纪》
在各类文学作品中，吕雉拥有不同的形象，在司马迁的笔下，吕雉的狠辣果决和她的仁慈智慧是成正比的。司马迁同样没有隐藏吕雉的狠辣，但是却对吕雉的政治成就予以肯定，丝毫没有介怀于吕雉女子的身份。
古代女子被冠以诸多恶词，什么“红颜祸水”“牝鸡司晨”，然则司马迁书中的吕雉也同样起于微末，是遵从父亲的指令下嫁给刘邦，而后却跟着刘邦吃了很多苦，甚至被项羽囚禁、追杀，也依然坚毅的活下去，这份坚强果敢也着实令某些男子望尘莫及。
在被项羽追杀的时候，刘邦抛弃了吕雉和两个孩子，只有老将夏侯婴前去相救。在吕雉和刘邦父亲被囚，刘邦置之不理的态度更是让人心寒。经历诸事种种，吕雉的心已然被刘邦的薄情锻炼地坚硬，以至于在后来的太子之争中，吕雉的政治手腕得以施展，挽回了刘盈的太子之位。
司马迁对于这位女政治家的果决聪慧不吝笔墨，写出了她爱子为了刘盈的地位亲自去拜访商山四皓，放下皇后的身段来请求他们的支持和帮助，甚至面对朝中支持刘盈的大臣，不惜下跪以示感谢。
在刘邦去世之后，留下了很多历史遗留问题，以及从龙将领的分封问题，稍有不慎便会使局面失控，无法稳定政局。吕雉便设局杀了韩信和彭越，将功高震主的异性之臣势力铲除，稳住了朝政。而后刘盈羸弱不堪重任，吕雉就挑起大梁，协助刘盈治理江山。
尽管司马迁对吕雉设杀韩信等人，将戚夫人做成人彘的作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认为这是“非人能为也”，也没有因此而否定吕雉的政治功绩。“高后女主，制政不出闺阁，而天下晏然，刑法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这俨然是一幅盛世景象。对于吕后的评价，已经足够表明吕后政绩斐然。
总之，司马迁处于一个男权社会，在行文中也丝毫不忌讳女性的光芒，总体来说还客观地还原了吕雉的功绩，肯定了吕雉的成就也对她的狠辣加以批驳，算得上一个较为正确的修史观，在今天看来也有可取之处。
伐无道、诛暴政的革命精神
司马迁在《史记》中大笔颂扬的革命精神，汤武革命、陈胜吴广起义，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对他们伐无道、诛暴政的革命事业秉笔直书:“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无道与暴政重压之下，唯有迎难而上才能找到出路，正因为他们敢以革命气度挑战风雨晦暗般的现实，才为中华民族的演进史留下雄美的篇章。
司马迁以史家手笔，条述起义事件从肇始、勃兴到衰亡的过程，用“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允论其功，颂扬他们为剪灭暴秦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并对他们身先死而业未竟的结局表示惋惜。
司马迁讴歌陈胜、吴广起义，集中体现在《陈涉世家》中。陈、吴二人所在的谪戍队伍因遇雨失期，按秦律恐难活命，于是相与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这次起义是因繁重的徭役和严苛的律法所致，秦统治者毫不恤惜民力，且动辄以峻法相加，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而陈胜、吴广对阶级压迫有着清楚认识，他们举兵起事，是迫于险恶处境下的绝地反击，是生死存亡之际的积极反抗。
为壮大起义队伍，他们采用“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众”的方法，巧用谋划，激怒部属，策动众人投身到起义大计当中，在此二人身上，不仅具有革命勇气，还且具备革命智慧，司马迁对他们倾注赞美之情，溢于言表。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句疾呼，石破天惊，发人警醒，更被认定是“一道革命的动员令”，司马迁对此颇为激赏，对他们的起义事迹更是极力褒扬。这支由农民组成的革命队伍，正因受到革命精神感召，才形成如此强大的凝聚力，最终积寡成众，发展为破竹之势，对秦王朝的暴政统治造成致命一击，司马迁称扬他们“伐无道，诛暴秦，厥功至伟。”
总之，司马迁在接受汉儒天人观的基础上，对天人关系的认识开始有所新变，他不否定天命的存在，但在某些社会历史事件尤其是除暴力、反压迫的革命事件上，却又极力推重“人事”，认为人具有支配历史进程的决定力量，形成自己独到的革命观念，这与中华民族革命精神相契合。
也正是司马迁如此具有革命精神和客观精神的历史观，在成就了这部史家绝唱、无韵离骚，司马迁对于中国文学的贡献，足以影响千秋万世，为人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