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也是楚辞的代表作，楚辞体又称“骚体”。具有强大的浪漫主义色彩。
一、《离骚》的创作
关于《离骚》创作，司马迁有“屈原放逐，著《离骚》”(《史记·太史公自序》)之说，据诗中“老冉冉其将至”“济沉湘以南征”等辞句，以及它与《九歌》角色独白式极其相仿的巫歌色彩，《离骚》确有可能作于屈原放逐江南进入沅湘一带之后。《离骚》堪称凝聚着屈原毕生心血和人生阅历的结晶之作。诗人回顾了人生旅途中的春风得意和抱负非凡以及不遇明主、遭谗被贬的沉痛经历，抒写了寻觅、题待、失望、孤独、彷捏的内心凄苦和对楚国污浊政治环境的愤慨，同时又反复表达了对楚国的忧虑、对故土的眷恋、至死不渝坚持操守的决心和清高做世不与俗人为伍的情怀。因此，这是一篇祖露胸襟、倾吐怀抱的政治抒情诗。然而，这里并未直接叙写自身经历，并非直白抒写情志，而是将自身遭遇和心灵历程幻化为可触可感的形象和新奇曲折的情节，以一位非凡人物的上下于天求索寻觅为线索，不但使情感得以充分抒发和宣泄，也为文学史塑造出一个崇高俊伟的超逸形象。《离骚》这一独特构思受到了南楚巫现文化的孕育和影响。与《九歌》类似，《离骚》或亦是固有歌曲的名称，通篇以“飞升”为其基本情节。而“飞升”，本是巫现文化中的常见主题，楚国帛画即有神巫御龙飞升图，联系《山海径》夏后开“琪两青蛇，乘两龙”“上三嫉于天”的神话记载(《大荒西经》)，及“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海外西经》)、“有灵山，巫咸、巫彭……从此升降”(《大荒西经》)等说法，可知当时“升降”的遐想尚十分流行。与《九歌》《招魂》《天问》等对民间巫歌踏唱的加工、拟制、集成不同，《离骚》已是诗人屈原重新构铸的鸿篇巨制，诗篇已赋予抒情主人公以全新的经历，借以表现作者自己的命运和感受。这首长诗已打上了诗人个性的烙印，是诗人的天才创造和对文学史的独特贡献。
二、《离骚》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形象
《离骚》的魅力首先在于通过诗中“吾”“余”的尽情倾吐，塑造了一位充满神性色彩又与作者精神气质息息相通的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形象。一方面，这确是一个不凡的生命，自称神灵后裔，又在特殊时日降临，高冠长佩，披花带草，乘龙御风，升天入地，上扣帝阁，下求佚女，可以向古人陈辞，能指使巫咸降神。这一切，均使主人公具有明显的神性色彩。另一方面，透过这种神灵外衣，直视人物的遭际和内心，从这位抒情主人公的性格中，人们见到的是屈原的精神。
这是一个执着地追求真善美的理想，善于用香草美人装饰自身，百折不挠并不惜为之献身的形象。主人公立志“为美政”，他与灵降成约在先，并奔走先后，“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当灵俯“悔遁”时，他“伤灵之数化”；“朝辛夕替”使他痛苦怨愤，但最终不能放弃理想：“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这又是一个在同一切虚伪丑恶决不妥协前提下追求自身至纯至洁人格的形象。主人公一生都在努力追求、充分肯定并不惜一切代价地保持自身人格的精纯完善，坚持为人要忠于理想、方正端直、表里如一、尊重自身的选择而不随波逐流等。而他这种人格修养，不是避世隐遁洁身自好，而是公开把自己置于与群党众小对立冲突的格局中：“窖吾法夫前兮，非世俗之所服。”“莺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圆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明知风摧秀木偏要与众不同：“资泵施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不但自身处污不染保持芳洁，而且愤世嫉俗，容不得他人的虚伪和污浊，不思后果地抨击邪恶：“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这也使他难为众容，屡遭打击：“余虽好修婷以鞭羁兮，朝辛而夕替。”这还是一个清高做世又感情丰富、始终摆脱不开孤独矛盾的痛苦形象。主人公超凡脱俗，尘世中难遇知己；其内心又并不冷漠，反而特别渴求相知，并为此上下寻觅，然上天帝阁不开，下地求女不成，这使他备受孤独煎熬。同时，“何所独无芳草”与“怀乎故宇”两种声音也使他轮番受着“去”“留”荡击，终使他在“远逝自疏”的遐想中又回到苦难“旧乡”：“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总之，诗人通过这位富于神性色彩的抒情主人公的倾吐，坦露的是自己不屈的追求、倔强的个性和苦闷的情怀。
三、《离骚》的象征艺术
(离骚》的魅力还在于多用隐喻和象征，全诗充满形象描绘，使现实人生和内
心世界得以艺术展现。
《离骚》满篇用喻，“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俯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尊贤臣；虬龙鸢风，以托君子，飘风云宽，以为小人……”(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其他如良马比贤才，车马喻国事，于是有“乘棋骥以驰骑兮，来否道夫先路”，“岂余身之惮映兮，恐皇奥之败绩”；绳墨比规则，规矩喻法度，于是有“固时俗之工巧兮，俑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大路比正道，邪径喻败政，于是有“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
《离骚》所用隐大多独具特色，颇富于开创性。如以美人香草喻品美志洁：“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條能(態)。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如以男女之情喻君臣之义：“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逐谓余以善淫。”
《离骚》更具特色的抒情手法是象征。就整体构思而言，《离骚》中抒情主人公上下于天求索寻觅的整个过程即极像是诗人现实经历和心路历程的一个写照。主人公初与灵俯成言有约，后因灵修“悔遁”而无果，会不会是诗人政治活动的艺术再现？女婴之劝与陈辞大舜，或许是诗人在挫折面前进退之思、信念审视的曲折表达？飞升天庭与阔阖不开，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小人障蔽、难与君通；三次求女，终归失败，岂不是少有知己、十分孤独的心境写照？两次占卜，两种结果，分明是内心去留的矛盾挣扎；远逝自疏，终未离开，更应是诗人情感逻辑注定的结局。完整庞大的象征系统使《离骚》跌宕起伏，虽长篇巨制却不繁琐重复，虽重在人物的独白和倾吐，却又富于情节的韵味。
四、《离骚》的神奇想象
《离骚》的魅力更在于通过升天入地路越古今的离奇想象，创造出近乎神话的奇幻境界，从而形成鲜明独特的浪漫风格。
“升天入地”如两次飞升的描写。“县圃游”中，作者借助太阳及各种天象神话中已有的人名、地名、物名和典故，加以新的构思和创造，成功展示出天宫境界和主人公乘龙御凤、命日令月、呼风唤雷的豪迈情怀。“跨越古今”如三次求女的经历。主人公所求之女一为寇妃，乃人类之父伏羲之女，可惜“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淫游”，只好“来违弃而改求”；二为吞卵而孕商的简狄，可惜“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风皇既受治兮，恐高辛之先我”；三为嫁于夏少康的有虞之二姚，可惜“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固”。她们皆为神话传说中的奇异女性，且时序交错，足见想象之奔放。
附屈原简介：
屈原（约公元前年－公元前年），名平，字原；又自名正则，字灵均。曾任左徒、三闾大夫等职。战国时期楚国贵族，我国最早的伟大爱国诗人、政治家。
屈原出生于今天湖北秭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早期曾参与国家政令的起草和外交等工作，“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颇得楚怀王信任。政治上，屈原主张联齐抗秦，彰明法度，举贤任能，富国强兵。合六国之力共抗强秦，其政治才干得到充分发挥。后因怀王贪图小利，加之上官大夫及怀王宠妃郑袖屡进谗言，屈原渐为怀王疏远。及至怀王被诱骗入秦，顷襄王继位，令尹子兰（顷襄王弟）指使上官大夫再进谗言，屈原被一再放逐，流浪沅、湘之间二十余年。公元前年，秦将白起攻破楚国都城郢，62岁的屈原对楚国前途感到绝望，自投汨罗江中，以殉自己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