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战国末期以屈原为代表的一批作家所创造的独特文学形式，包括宋玉和淮南小山等作家，其中以屈原的成绩最为突出。
屈原的作品主要有《离骚》，《九歌》，《九章》等。尤其《离骚》可以说是我们古代中国文学的顶峰之作之一，它是屈原在极度苦闷的情况下创作的，反映了他为了祖国的利益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的崇高精神。当然，生在一个楚怀王执政下的楚国，这也是没办法。
屈原的赋中体现了一种尚“远”的精神气质，这一种精神也是楚文化的基本特点，它对后代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楚文化之中就有一种摆脱有限的思想，我们可以先看一幅画。
这是年长沙出土的《御龙人物帛画》，画中央为一男子，着冠，身披长袍，腰间配剑，手执缰绳，脚踏巨龙，巨龙呈飘飞状态，龙头高昂，龙身平伏，龙尾翘起，上有一鹤，昂首向天。人被置于龙车中，三条飘带迎风摆拂。此图与楚文化的“游观”精神正相合，屈原所说的“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看到这幅画就感觉很直观了。此图也反映了楚人突破现实，向往苍穹无限的理想。
屈原以诗的形式突显了楚人神游远逝的精神，屈原说：“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览相观于四极兮，周流乎天余乃下”。屈原要摆脱“竞进贪婪”的浊世而荒天求女，不畏远路，执着的作精神远足，“驷玉虬以乘翳兮，溘埃风余上征”。他要“往观乎四方”、“远逝以自疏”，从而给寂寞的心灵以从容舒展的空间和机会，在纵肆烂漫中慰藉郁闷的心灵。
楚辞具有浓郁的感情色彩，这也是楚辞的魅力所在，《文心雕龙》中有说“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屈原为了实现振兴楚国的愿望，“滋兰以九畹兮，又树蕙以百亩”，怎奈君王昏庸，奸佞当道。他通过引入神话，将理想的追求化为荒天求女，从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但是他意念中的女子不是庸俗不堪，就是放荡不羁，只好放弃这种追求。于是他又想到了：九州何其博大，何不去国而离乡？《离骚》最后写道：“既莫足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以一死来报效祖国。诗中多次出现“长太息而掩涕兮”、“揽茹蕙以掩涕兮，余襟之浪浪”这样的句子，诗人的痛苦就在其神奇的想象中穿梭。
楚辞还体现了楚人崇尚华艳的风气。由于受到南方自然山水和楚国巫术文化的影响，楚辞散发出一种艳丽的色彩。《文心雕龙》中特别指出楚辞“艳”的特点，他说：“故《离骚》《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艳而深华。”他认为，楚辞在创造浓厚艳的风格和奇幻的意象组合方面达到了高峰，所谓“惊采绝艳，难于并能”。
在中国文化史上，这一点尤其具有积极意义。因为从文化的整体发展上看，先秦的文化刚刚从远古的质木无文中过渡而来，文化创造中的“饰”尚且处于非常有限的地步，先秦儒家强调道德教化，因而对文饰总是持保留态度。而道家强调顺其自然，将一切过多的华丽修饰都斥之为虚伪。墨家对文饰更是激烈抨击。楚文化保留的这一脉思想，对促进文学艺术的正常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楚辞中，十分重视具体生命的美，对声、色、味的感觉予以充分的重视。在楚辞中香草美人式的比喻俯拾即是。《湘夫人》则展示了一个萧瑟凄清的深秋景象，对自然物的描绘重在烘托气氛，这被后世称为“千古言秋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