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希逸又号肩斋、献机。南宋福建路福清县(今福建省福清市)人。理宗端平二年()进士，先为平海军节度推官，以慰人望，理宗皆开纳。淳佑七年()除枢密院编修官，历翰林权直学士兼崇正殿说书。次年以直秘阁知兴化军，直舍人院，兼礼部郎官、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后除太常少卿，此后闲居七年。
度宗咸淳五年()入京掌词翰，然事迹不详，仅知终中书舍人。其为当时闽中著名学者，著作颇丰，现存者据今人周启成考证，有《考工记解》二卷，《三子口义》，《肩斋续集》三十卷，《竹溪十一稿诗选》一卷，《肩斋前集》六卷，及《山名别集》与《水木清华诗》一卷，皆已亡佚。今人整理的《口义》版本，云南人民出版社年10月出版;以及《庄子肩斋口义校注》，乃周启成据明万历二年刻本为底本校注，另以宋咸淳五年延平刊本和道藏本为参校本，中华书局年3月出版。
林希逸其人
竹溪为艾轩学派末代名儒，艾轩即林光朝，《宋元学案》载其为尹焊高弟陆景端弟子，传承情况大致为为艾轩传林亦之(号网山)，林亦之传陈藻(号乐轩)，这一口传心授的方式在艾轩学派一脉相传，竹溪在著《口义》时，也采用通俗化的语言进行阐释与评点。且艾轩学派较为注意文学技巧，使知性与天道不在文章之外者，自福清两夫子始，其亦于《口义》中自述“少尝有闻于乐轩”，《口义》集章句训话、义理阐释与散文评点于一体，以儒佛阐释《庄子》，也以《庄子》反证儒佛。以上所述，在《庄子》研究史上均具有滥筋的意义，质素的鉴赏和评点显得更为引人注目。要提升鉴赏水平，就要先对其秉持的“文字血脉”之学的状况作管窥。
林希逸的文论思想
艾轩学派的文论发展脉络，基本体现为艾轩一脉学人在文学观念上逐渐脱离程门的“作文害道”观，从“则学问固为大本，而文章亦不得为末技”，再到陈藻的注重“文字血脉”，终于至竹溪而发展为系统的，集学派之大成的文学观念。
这些观念多体现于竹溪的诗文中，而其现存诗文，主要见于《竹溪斋十一稿续集》三十卷，有文章记录过，少作三卷，记二卷，序一卷，跋一卷，四六三卷，省题诗二卷，挽诗一卷，祭文一卷，墓志二卷，行状二卷，学记四卷。”《提要》并引刘克庄语，称其“稿干中见华滋，萧散中见严密，窘狭中见纤徐”，喜论文，论文之笔，在集中屡见不鲜，考之大约分为数类。
本体论:文道之辩
理学家以儒家道统为终食间不可违，造次颠沛。故于著书授徒中，论述任何问题时都必须以道统为依归，文学亦不例外。“寄”者，《说文》曰:“托也。”托，即依附之意也。“而后知者存”云云，即作者以文载道，以文证道。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义理道统之鱼，需借文辞章法之荃行世，乃是常识，然而荃之美丑重要与否，以及得鱼之后荃当忘与否，也即学术视野是否及于文学层面，才是构成理学家文学观念相别的核心。
而竹溪善于论文，借彼之矛，攻彼之盾:知人论事，尚可公正持平，于文道之辩何不能如君言，择善而从?朱子于文道问题，也有类似论调，但说得更为露骨，“但探他好处以为议论足矣”。此言谓文是工具，道是目的。《和吴帅古灵祠堂韵》，《竹溪肩斋十一稿续集》卷一、“字书搜尽入篇章”《题赵工部柞山堂》，《竹溪肩斋十一稿续集》卷一之句，虽为赞人而非自称，亦可见他对于在学习、创作诗文中孜孜不倦赞成的。屡见不鲜的文评话语话语，都体现了竹溪在文学创作和评鉴中所作的努力，是远不能仅为“以资议论”的直接功利目的所解释的。
风格论:正奇之辩
理学家认为然而其集中论文，多能明显反映出其好奇的阅读和创作习惯。他自己说自己是“余少学赋”赞弟子林胃为“下笔多奇语”(《将仕林君父子墓志铭》)。而《庄子》一书，为“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庄子·天下》)，可谓奇文之典范。竹溪在《口义》中对《庄子》的散文评点，集中表现为《李君瑞奇正赋格序》“奇”是贯穿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美学范畴之一，既有“怪异、罕见”之义，也有“杰出、特出”之义，在文学批评中，往往指作品的内容或形式在创作中免于蹈袭前人，在文本中异于习惯范式，在接受中超出预期视野。所谓“至奇而不差”，大概指求新求变，表现的方面有很多，内容之奇(“意奇”)外，尚有“以句简古为奇”一条，属于具体的文字组织技巧。
在《论伊川子程子》中，网山认为“六经之文，则春容蔚媚，简古险怪，何者为耳目易道之语”，并非一概温柔敦厚。此因宋时去六经的时代已远，彼时习惯的文辞句法，已经在语言文字的发展中慢慢退出常用语系统，虽是古已有之，却在宋人眼里呈现为陌生、反常的文本表层结构，反而符合古文家欲新欲变的诉求，竹溪言道:“乡邦俗语即方言也，今人简贴时或用之，试取朱文公所用者录之，诚斋东坡以下诸公，并记于此。”或以这些不登大雅之堂，而以特异的文字表层结构，使读者耳目一亮，对接受心境造成冲击。
修辞论与接受论:虚实之辩与情义之辩
竹溪文论中的虚实之辩与情义之辩，基本上针对浪漫主义文学经典《庄》、《骚》而发。情义之辩见《策问·离骚》，所谓以诗不以文以情不以义者，是要阅读者调整自己的期待视野和阅读心境，从而获得审美体验，而非拘囿于卫道的道学家态度和质实的考据家态度。
吟咏性情的《诗经》尚不该以章句训话之法求之，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不同，正确看待作品中采用的虚构夸张、重言寓言等非写实性修辞方式和议论技巧，从而领悟“若虚若诞者，假辞设问之类耳，非真有涉于鬼神之事，……皆诗人之寄兴也，反于吾心，苟有得于诗之遗味，则当于此一唱三叹矣”，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体味涵泳作品，与作者的人格风神形成共鸣，获得更多的享受。
他还来引证观点，并认为:“是虽庄子之重言，亦可借是以形容汤文之事”。则若服从文体特征和行文的内在逻辑，虚即为实，不必拘泥是否为经史所载之事实。正因如此，竹溪在创作《口义》时，可以正确地看待《庄子》中出现的夸饰和寓言等文学技巧，对其做出开明的、同情的、同时也是客观的、科学的解读。
结语
竹溪在他作品结尾这三四百字的议论艺术，涉及范围很广，包括与本传中心思想的照应，论点次序的编排、彼此之间的承接与转换，议论力度的强弱交错等，并提出“文字最要看转换处”这一观点。
这一段是在南宋兴起的散文评点潮流中，竹溪依据理学家惯用的评点套路，主要在文脉运行与议论技巧层面上，对《伯夷列传》末两段进行的技术性的评论。这时期所出现的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本系统的散文评点著作，由吕祖谦所编纂的《古文关键·总论》总结的看文字法为，此四条条分缕析，易于施行，竹溪评点《伯夷列传》，其被限定在某一种章法或格套中，伯恭有个文字腔子，皋比授徒。
对于诸生来说，在学文之初简便易行，有利于启发童蒙，不易再三而读。就竹溪对《伯夷列传》的评点来看，他比较推崇左旋右抽，游刃有余，婉曲不迫，纤徐有致的议论风格，故在篇末提到“欧阳公最喜读此传，其亦有取于此耶?”，并被广泛应用于对《庄子》的行文脉络与议论艺术进行的详细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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