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视频网站vip账号 https://m.tech.china.com/tech/article/20210907/092021_869661.html文学史上说，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但何以他能被冠上“伟大”这样的冠冕呢？仅是因为他诗歌写得异常出色吗？也不尽然。“伟大的诗人，须有绝大的人格精神，可以沾灌后人；须有绝大的艺术创造，可以标新立异，自成格式，既垂范后人，又难以为继。”屈原的伟大乃在于他人格的伟大，在于他代表了一类知识分子的精神心态，以供后人瞻仰、学习。但是他的悲剧人生也是让人唏嘘。关于屈原个人生活方面的历史记载极少，但一部《离骚》几乎可视作一部屈原的心灵史，它淋漓尽致地昭示了诗人超凡脱俗的气质、个性和文学才华。屈原以浪漫而绚丽的笔调在诗中塑造了自我的光辉形象，充分展示了诗中抒情主人公狂狷型人格的精神特质。“所谓狂狷，其实质乃在于有意与群体意识作对，超出一般行为规范，而表现出一种独往独来，我行我素的精神状态。”屈原狂狷型的人格，正是造成他从政悲剧的原因。狂狷型人格的特征狂狷型人格的首先一个特征，是忠于自我的个体意识。他们从自我出发来评判一切。他们往往将规范性的流行观念视作束缚，以至加以鄙弃，而对自己的行为采取一种自以为是的态度。《离骚》中的主人公特别强调人的自我修养，“我”不仅具有天赋的“内美”，而且后天不断地加强“修能”，强调“好修以为常”，达到自我完善。这样勇于树立自我，极力提高自我的道德境界与才能水准，体现了对完美人格的追求，寻找自我的价值。这也体现在屈原的“露才扬己”,他敢于崭露个人的头角，显示个人的学识与才华，蔑视礼法和世俗偏见，追求个体人格的独立与精神自由。“露才扬己”本是班固对屈原的批评，但现在看来却足以概括屈原孤伟超拔的人格特征。班固是用儒家的标尺来衡量的，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不懂得“明哲保身”之道。“责数怀王，怨恶椒兰”,不符合中国传统的“美刺”方式，也不符合温柔敦厚的诗教，当然是该批判的。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与抗争精神的屈原，自然不同于儒家的谦谦君子，也鄙视其“明哲保身”之道。他认为“独好修以为常”的“我”,无论从品德、学识，还是从其贵族血统来看，他都有资格为怀王“道夫先路”,为国出力，为君主设计与建构改变现状通往未来的蓝图。在这里，屈原坚决地抹去了知识分子想表现而又不敢表现的压抑心理，为了他心中的“所善”而试图克服一切阻力，“虽九死其犹未悔”),精神上比儒家更接近了人格上的独立自主及个性自由的境界。这也与道家的“清静无为”不同，他的勇于张扬自我的绝世之风，张扬了人的生命力，更体现了人的尊严。这类人格的第二个特征是鄙弃世俗，傲岸不群。他们不像超尘型人格那样把个人与社会的冲突消融在山水竹树之中，而是在意识领域里采取抗争和进攻的态度，《离骚》里抒情主人公的言行充分体现了他这种傲岸刚烈的性格特点。与当时的朝秦暮楚的游说之风不同，在他看来，“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既然当初达成了约定，就要守信，既然不守信，就不难分离。“我”面对君王表现出来的这种傲岸不羁的铮铮铁路骨令人肃然起敬。“我”如“鸷鸟之不群”,不屈服，不妥协，更是桀骜不驯。面对“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的现实环境，“我”掷之以傲视不屑的眼色，“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柏拉图说：“昂首向高处凝望，把下界一切置之度外，因此被人指责为迷狂。”屈原的傲骨不是也被人指责为“狂狷”吗？其实这正是屈原的魅力之所在。最后，这种人格的人通常都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文人气质。曾有人指出：“屈原是一个具有诗人气质、诗人感情、诗人性格的人，而时代、社会和家世却把他推向与他个人的素质和个性并不相合的政治舞台上，因而他的失败，他的悲剧，除时代与社会的原因外，更重要的还有个性的原因。”诗中的屈原，内修外美、禀赋不凡、志行高洁、憎爱鲜明；他以玉树琼枝、秋菊落英为食，以木兰花蕊之坠露为饮，以芳草为饰，以云霓为衣，上天下地，驾龙驭风，众神簇拥，仙乐奏鸣，扣天帝之门，向故神求爱，为追求理想虽九死而不悔。多么浪漫、孤高、自负、执着的气质！这是一位真正的诗人精神的写照。2.屈原从政悲剧的原因“文学之美归根结底要表现人性之美，人格之美。屈原就是中国第一位借助诗的形式陈述其人格美学的艺术家。”而中国向来十分注重人格人品的，“所谓人品的培育，实质上是诗人超越个体局限，实现理想人格，确定自我价值的过程。”屈原在《离骚》里一再申明自己不仅“外美”，还注重“修能”，追求完美的理想人格。这是屈原在苦苦地寻找着自我的人生价值，企图超越不完美的现实以营构理想的人格的体现。为此，他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那么执着，那么刚烈，那么义无反顾，让人不得不感到生命尊严的神圣不可侵犯。那他实现了自我的人生价值了吗？“文以气为主”,是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的重要论点，强调了作家的个性气质对文学风格的决定性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也是以气为主的。人的气质品性，同样对人的风貌乃至一生的命运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屈原的悲剧乃是“气”与愿违的悲剧。在诗中，屈原再三指斥群小的猖獗、世风的败坏，众芳的芜秽，同僚的变节，屡屡赞美自己的出污泥而不染，重申自己的执著和坚定，一副“举世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的精神意态。试想，具有如此气质和心态的人，如何能与朝廷官场中流行的庸俗谄媚、追名逐利的曲调合拍呢？《史记》上虽记载有屈原的从政才能与政绩，有过作为。然而，官场也如四季，有春风和煦之际，更有夏日炎炎、秋风横扫、严冬肆虐之时。官场本来如此，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无疑，那些懂得圆滑变通、深谙为官之道的人，能忍辱负重或卧薪尝胆或韬晦周旋者或许能够在官场上幸存，但屈原却既非适者又不肯做幸存者，因为他生就一副浪漫、孤高、直率、执着的气质品格。他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而是一个误入官场的诗人。但他却一定要把自己的人生价值与理想都寄托在这条路上，把失败的原因归罪于小人的嫉妒与谗言，君王的不理解。屈原一生的命运悲剧，正是建筑在他对自己人生目标的不当认定上。“屈原之影响后世，是因为他的失败，这是个人对历史的失败，个性对社会的失败，理想对现实的失败。”“气”与愿违，“气”与现实的不符，造成了他的从政悲剧。他所苦苦追求的价值也没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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