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汪耀楠先生的书房，映入眼帘的是环绕四壁整洁的书架，约两米高用茶叶盒装满的各类文稿，以及摆满书籍、手稿的书案，“书海作舟”四个字立刻萦绕在我的脑海。在略显拥挤的书房中，汪先生介绍起自己数十年的经历和劳动成果，如数家珍。回忆中，那些个春夏秋冬、日日夜夜，甚至每分每秒都因为奋斗而变得沉甸甸。“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余勇写千篇。”我国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王力先生八十寿辰自寿诗的一联，正可作汪先生的写照。六十年如一日，汪先生在我国教育界和辞书学界，始终绽放着多彩的人生。作家杨运榜先生曾写作《不朽的“囚徒“》一文，分10期发表在汉语教育网站上，介绍和评价了汪耀楠先生的一生及其学术成就，读来令人油然而生敬意。辞书事业是崇高伟大的事业，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教育是否发达的标志。汪耀楠先生作为我国辞书学界享有盛誉的学者，为何会获得“囚徒”这一雅号呢?原来中世纪一位极负盛名的辞书编撰家斯卡利格曾经说过：“十恶不赦的罪犯既不应处决，也不应判强制劳动，而应让他去编字典，因为这项工作包含了一切折磨和痛苦。”而汪先生从年秋参加《汉语大字典》编纂工作开始，四十年来一直在饱受着这种“折磨”和“痛苦”。对于自己从事了四十年的工作，汪先生说：“我只做了三件事：一是参加了《汉语大字典》的编纂;二是发起并与京沪同仁共同创建了中国辞书学会，为我国辞书队伍建设和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做了一些开拓性的工作;三是建立了一套把传统语文学、训诂学与现代辞书编纂和文籍注释整理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辞书学、注释学理论体系。仅此而已。”国家项目《汉语大字典》的中坚分子汪耀楠先生19岁参加工作，是一位优秀的中学教师。在完成中学教学工作之余，他还是一位古典文学的爱好者，尤其痴迷于《楚辞》和《文心雕龙》。从屈原的生平与思想品格到屈赋的艺术之美;从历代《楚辞》专家的研究成就与弊病，到欧美与日本学者关于《楚辞》研究的动态，以及屈赋的训诂和神话民俗问题，都了如指掌。在《楚辞》研究“处处是迷宫”的困境中，汪先生上下求索，于年完成了《离骚》、《九章》、《九歌》的注译，并写作了《〈九章〉真伪顺序说》。年出版的楚辞著作《哲人的悲歌》就是以他二十来岁所做的研究为基础的。年，国家将编写《汉语大字典》的任务交给了湖北和四川两省，两省党政领导立即遴选和调集两省高校有关语言文字方面的精兵强将组成编纂队伍，汪先生以武汉市中学语文业务骨干的身份被借调到武汉师范学院(湖北大学前身)。进入编写组不久，汪先生就被委任为《汉语大字典》编写组的副组长，承担了编纂《汉语大字典》的主要业务工作。从此，汪耀楠先生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后来，由四十人组成的的编写组改建为湖北大学语言研究室，研究室主任由湖北大学资深教授、中文系主任朱祖延先生担任，汪耀楠先生被任命为副主任。年，研究室改名为古籍研究所，汪先生担任了古籍所学术委员会主任、辞书研究室主任，同时担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汉语大字典》是国家的重大文化工程，汪先生秉持极其严肃的态度对待这项工作，在词典编纂的原则问题上坚持立场，毫不妥协。那是年的春天，编委会在武汉大学讨论试编字稿，讨论到“仁”字的义项时，有人提出“‘仁’是奴隶阶级的一个哲学范畴”，其根据则是庄子讲的一则笑话。汪耀楠断然反对这一观点，认为“仅凭庄子的一个玩笑，就要建立起奴隶阶级的哲学道德范畴，实在是不可取”，他针锋相对的态度遭到几位同志的“围攻”。一场平常的学术之争立刻变成了剑拔弩张的“政治论战”，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此时汪先生傲然挺立，健步走上讲台，对《庄子》的思想及庄子对儒学的态度做出了深入的分析，一小时的演讲赢得了满堂喝彩。汪耀楠先生作为《汉语大字典》这一“浩瀚工程”的全程参与者，和许多人一样尝遍了其中的酸甜苦辣。与大家不同的是，汪先生不仅参与了字稿的编写、初审、复审和终审，而且承担了“湖大片”(含孝感地区)近万字的通审任务，该片的每一个部首的字稿都是经他审读修改签字后才由省编纂处验收的。有时，为了弄清哪怕一个字的来龙去脉，他要查许多文献。因为字典涉及的知识面太广了，简直就是大百科全书。就拿“气”字来说，它既属于古代哲学概念，又属于医学范畴，同时也是天文学名称以及文学评论术语，要对这个字进行精准的解释，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可想而知。然而，汪先生要通审的是几百万字的字稿!他曾在年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从头到脚全是病，最近体检发现血小板减少(只8.4)，又贫血，嗓子也嘶哑了......可是重任在肩，想休息也没门。”编纂审稿是累死人的工作，他有时甚至有命悬一线的感觉，好像头脑中的那根思维的神经就要断裂一样。如今，汪先生又添新症，他的颈椎病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汉语大字典》工作委员会主任、原国家出版局副局长许力以说：“汪耀楠是编纂《汉语大字典》的中坚分子，他作为编委会的成员，从条目的编撰到审定工作，都为大字典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这是十分中肯的评价。四十年来，汪先生在卷帙浩繁的典籍文献中艰难跋涉，在烟霭弥漫的纷纭歧说中通幽洞微，为我国辞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中国辞书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在长期的词典编纂实践和理论研究过程中，汪先生深感我国辞书事业的发展，有赖于建立一支高素质的辞书队伍。年，在上海召开的首届中国辞书学研讨会中，他提出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辞书学术团体，推动辞书学术和国家辞书事业发展的动议，这顺应潮流、顺乎人意的想法，立即得到了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和京、沪、粤、川、鄂等地同仁们的积极响应和热烈支持。年、年，他分别在武昌、成都主持召开了两次筹备会。年，他四度进京，和中国社科院、国家语委以及商务印书馆的同志一道磋商建会事宜，历经四年的劳碌奔波，中国辞书学会于年10月27日在北京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辞书学术团体，汪先生被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学会秘书处设在湖北大学。第二届他任副会长。中国辞书学会在曹先擢、巢峰、汪耀楠等先生的主持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召开学术会议，进行学术交流，推动辞书学理论研究的发展;承办国家辞书评奖活动，促进辞书编纂的规范化、现代化，推动了出版事业的发展;开展辞书评论，加强舆论监督，促进了辞书质量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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