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是“升高能赋”到“登高能赋”的演渡时期，即赋诵诗歌之“赋诗”到不歌而诵之赋体的演化与过渡。赋体之名在战国晚期形成，较之春秋时期，所言“赋”在形制、内容、地位和功用上截然不同。
屈原是最后一个具有大夫九能的大夫，其《楚辞》可谓后世诗赋之源头。在宋玉和春申君后，襄助于王的帮忙文人与侍从于王言的帮闲文人分流，大夫九能退而为一能，即作赋。诸侯争霸、僧越非礼之世的战国时期，是以屈原和宋玉等作品为主的骚赋时代。“登高能赋”所言“赋”己是赋体，是承于行人的纵横家说辞。本章首先对战国时期“登高能赋”的社会背景进行梳理，以纵横家说辞为中介，由行人之官到贤人之赋来观“赋诗”到作赋的历史转换。再对荀子、屈原、宋玉的相关作赋资料整理分析，进而阐释战国时期赋的内容、地位和功用，以观赋体的演变与过渡。
战国时期(前-前)，总的来说是诸侯争霸、僧越非礼之世。自春秋晚期礼崩乐坏，社会结构就已经发生明显变动。卿大夫不再是权利的中心，士阶层取而代之活跃在历史舞台。许悼云对班固《古今人表》中战国时期出现的“新人”进行了统计，此种变化归结于频繁的战争，虽然在春秋晚期，社会秩序开始出现瓦解，但新的秩序尚未建立，依然缺乏解决邦国争端与保持列国和谐关系的统一标准。于是出现了儿个世纪的列国残杀，最终结果是大多数的旧制度被根除，有战争才能的武士地位上升。这些战争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变革深化，流动密度加剧，总共有16个国家被七雄所灭，后秦灭六国完成统一，颠覆了中国封建制度。战国时期总的态度是诸侯争霸、礼崩乐坏。时代精神代替对往古的尊敬，旧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受到怀疑，社会阶层流动加深、加剧，新制度即将建立。
屈原:最后一个大夫(行人之官)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将赋分为四类，首为“屈原赋之属”，下列屈原赋二十五篇，以及唐勒赋四篇与宋玉赋十六篇次之，但多数赋作并没有流传下来，给后人研究造成很大困难。现存王逸的《楚辞章句》，是屈原赋作可见的最早传本，而其中的少数赋作，在归属上仍存有争议。关于屈原的研究，其生年、身世、放逐路线和时间地点、赋作真伪、歌咏对象、辞中人物与况喻之指涉、篇章与楚地民谣巫风之关系……，所有这些问题无一不成众讼，可谓卷帆浩繁、著作庞大。通览之实乃浩大工程，好在本节对屈原的探讨，是拘于赋的内容、地位和功用，是针对赋的潜流分化而言。故所涉及屈原的相关言论，如生平事迹或赋作归属等，均是学界所共识的观点。为便于本文的叙述，以下所涉及的赋家亦同此由。屈原(公元前-公元前)，战国时期楚国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曾任职三间大夫、左徒，兼管国家内政与外交大事。主张抗秦，提倡“美政”，离谗忧国，怀恨自杀。他创立了“楚辞”文体(也称“骚体”)，其《离骚》通常与《诗经》中的国风并称为“风”、“骚”，并成为文学的代名词。西汉刘向编辑的《楚辞》，收录了屈原的大部分作品。楚辞奇文蔚起，衣被百代，是后世诗赋之源头，于是有了屈原文学和楚文学的发展。故鲁迅赞屈原为“逸响伟辞，卓绝一世”。观其生平及作品，屈原可谓是一位斥逐的贵族、失意的巨僚，是爱国忠君之典范，文人沦感伤怨之始祖。《楚辞》为后世诗赋的源头，那《离骚》则是开启了楚骚的发展。“骚人情深”，后世赋家多有仿骚赋的创作。而骚赋创作中的楚人情结，即使不再是“书楚语，作楚声，纪楚事，名楚物”，却是文人随着人生际遇的变化，在现实创作上的改变。楚人情结是根植于文人内心世界中的情感传递，很值得注意。李泽厚在其《美的历程》中所言的“楚汉浪漫主义”，实际上是在说明汉代的文学、艺术和审美，基本上是继承楚国文学的传统，是遵循楚国文化的取向和情感而来。汉大赋对《离骚》的长篇“鸿裁”体制接受最多，往往是骚体。那种压抑与怀才不遇的惆怅情感，也只有骚体表达得最为酣畅。汉末建安抒情小赋的的流行，正是赋家情感纷现的表现，也可以说是楚骚的复兴。就《离骚》对后世赋家创作的影响而言，即楚人情结和抒情小赋的发展，表明了文人的情感意识取向关联着文人创作辞赋的心态变化，这种变化会在第三章汉代司马相如献赋后文人辞赋情结彰显时详述。从出身与仕途来看，屈原无疑是一位贵族大夫。《史记》中记载其“入则与王议国事，以出则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之才，还主掌天文等。有着渊博的知识的屈原，足可称得上是标准的具有大夫九能之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记载:“屈原既死之后，有很多的人敢于进谏”，在屈原之后，宋玉等虽然“祖屈原之从容辞令”，但却“莫敢直谏”，究其原因，大抵是赋家地位不同。较之屈原，宋玉等人虽也在朝曾任职，担任过行人之官，但己经不能称得上是具有大夫九能的大夫了。魏源在《定意文录序》中写到:“言语家流为宋玉、唐勒、景差，益与道分裂”，言语家流的宋玉，沦为文学侍从之属。作为国君的帮闲文人，文学侍从是没有资格和力量去直言进谏的，大夫九能据此退而为一能，即作赋。唐勒、景差之赋罕为流传，宋玉赋的真伪又多存疑，其生平事迹也只能据司马迁的记载和一些存世赋作来进行推测。资料的缺乏给今人的研究造成很大困难，宋玉赋的真伪问题又尤其复杂，牵涉问题也较多。虽然多数赋作的归属还不能定，但就赋的具体内容分析来看，楚襄王时期，与宋玉别流的襄助王之人是春申君，赋作为庄素之语的王言，己渐渐与国之大事的疏离。宋玉作为文学侍从的帮闲文人，无法与真正襄助地帮忙文人春申君抗衡，只能托微词以讽，不敢直谏。在宋玉与屈原的比较研究上，近人陈子展虽然是持屈宋同调而宋不如屈，认为“屈原为人直，宋玉为人柔媚，屈原出语坦荡，宋玉出语含蓄。屈原不讳佗僚穷困，至死依然倔强;宋玉虽属代言，仍不免啼饥号寒，叹老暖卑，露出一种贫士失职的可怜相”，但其所言亦不失为妥帖，分寸拿捏得当。相比之下，郭沫若的褒屈贬宋之语就近似于谩骂了。其历史剧《屈原》中对宋玉用的“叛徒”、“没骨气的文人”等字眼，两次借婵娟之口骂宋玉。明代陆时雍的说法则较为中肯，首先便肯定宋玉是辞赋之英杰，其《楚辞疏·读楚辞语》云:“倡楚者屈原，继其楚者宋玉一人而己。”然后才指出“宋玉所不及屈原者三:婉转深至，情弗及也;蝉娟妩媚，致弗及也;古则彝鼎，浑则和璧在函，双南出范。”，在肯定宋玉之后，对其进行理性评价，使得其观点较为客观。对于以上各种观点的论述还有很多，但其实很多观点都是凭己意而取之罢了，但从辞赋发展的角度来看，无论如何都不能否定宋玉对辞赋所作的贡献，其虽不能直言抗谏，却是赖于文学侍从的地位，虽赋作面貌表现出了帮闲文人气质，但仍有托微词以讽谕的内旨。结语从赋在内容、地位和功用上的擅变，又可以很好地了解到当时的文人内心的变化，如北齐文人魏收提出“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晋人左思《三都赋》引起的洛阳纸贵;魏晋南北朝赋的创作数量与名气不成正比，且现实创作与士人文化观念的错位等等。屈原可以看作是最后一位具有大夫九能的大夫，宋玉则可以说是最早的宫廷文学侍从代表。赋家身份、地位不同，创作辞赋的心态以及赋作风格、内容亦不同。战国时期，作为文体的赋确立后，所赋内容、地位和功用较之春秋时期，已经开始出现变迁。而从这些现象中亦可找出文人辞赋心态变化的根由，这也是埋藏在文人内心深处的情结。对于唐代而言，献赋是一件举事，但是比较来说，科举试赋与“赋兼才学”的体用观相结合，而从春秋至唐，赋的变迁，不仅彰显在形制上的突破，内容、地位和功用上的变迁，还体现在文人辞赋心态变化当中。笔者在阐释赋在内容、地位与功用上的变迁之外，以期对文人辞赋心态变化抨出一条可见线索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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