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两汉时期众多文学家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论，在有意与无意间都改变与丰富着屈原及其作品的内涵，同时这场大讨论形成了文学发展的诸多硕果。例如丰富了屈原的人格魅力；“屈骚”也被提到与《诗经》并称的地位，成为我国诗歌的两大源头。促进屈骚评论体的革新。两汉屈原评论促进了汉代文论的形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自觉＂做坚实的铺垫。
一、批评深化了屈原的悲剧形象屈原的人生经历和最终以死殉国的人生选择构成了其形象的悲剧性。这种悲剧性有双重含义：进仕可兴邦富国并立个人之修名，但又有昏君不察、小人谗言、杀生么祸的危险，此其一；远游虽然可以洁身自好、独善其身，却又难慰＂恐皇舆之败迹＂和＂哀民生之多艰＂的忧患之必，此其二。＂
这种进退两难的双重二难困境在后世文人那里反复出现，成为中国传统文人的一种典型困境和永恒冲突。诚化后来范仲淹《岳阳楼记》所言：“是进亦忧，退亦忧”。两汉文人对屈原这种悲剧性的解读，都渗透了批评者的诸多感情，使其情感化、主观化，他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以自己的价值观作为考量，对屈原的悲剧形态的解读存在不同的倾向。
1.道德悲剧
贾谊在《吊屈原赋》中刻画了屈原所面对的＂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困境，并悲叹到：“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贾谊在对屈原的不幸产生极度同情的同时，对屈原的人生选择给予否定，对屈原沉江赴死表示不解。
在战国时风遗留的汉初，贾谊对屈原的忠君思想是不理解的，他认为屈原不应执着于楚国，大可弃楚而去，自有明君可效忠，有贤臣可共事。在贾谊眼里，屈原是一个在他自己秉持的价值观里吃尽苦头的最终成为了政治黑暗时期＂愚忠＂的殉道者。
2.社会悲剧
随着汉武帝时期中央集权的加强，大汉统一局面的稳定，文人对国家兴盛气象的期待使他们慢慢开始凝聚于最高统治者周围，汉初那种＂择主而侍＂的思想不复存在。文人积极入世、参与政治的愿望慢慢凸显，大部分体现在直言进谏以改良政治弊端与社会风气。司马迁对屈原的悲剧性解读便立足于社会政治现实。
《史记·屈原列传》有：“怀王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昔，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司马迁将屈原的悲剧归因于君听不明、奸臣争宠，奸佞之人为一己私利，置邦国、民族利益于不顾的黑暗政治现实。可以看出，司马迁掷地有声的评击统治阶级是感于自己的政治遭遇，对其发出的激烈地控诉。
3.命运悲剧
西汉末期，经学思想逐渐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皇权的加强以及经学思想的错制，使文人忌惮皇权，敢怒而不敢言。扬雄在《反离骚》里，对屈原所处的政治环境进行了强烈的抨击：“资娵娃么珍養兮，鬻九戎而索赖。凤皇翔于蓬睹兮，岂驾鶴之能捷？聘骅骝以曲艰兮，驴骡连蹇而齐足。枳棘之榛榛兮，螈貁拟而不敢下。”
表达了对恶势力的痛恨，但扬雄舍弃了君不作为的现象，在抨击了黑暗的环境之后得出“夫圣哲之不遭兮，固时命之所有。”“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的论断，将屈原所遭受的一切都归咎于命运，从而扬雄给出了随命而安、全身远害的选择。
4.性格悲剧
至班固时期，经学所倡导的＂三纲五常＂、＂君权神授＂在政治上全面确立，对屈原悲剧性的分析，己不仅仅停留在扬雄对屈原不顺应命运的否定阶段，班固用儒家纲常对屈原的行为进行了否定，不仅否定了屈原＂数责怀王＂，认为君臣之道之下人臣不该对君王有所不满，还将屈原的赴死行为有违＂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中庸之道，这样偏激的行为所导致的人生悲剧是其“狷狂”性格所导致。
二、屈骚评论体现出的革新屈原评论作为两汉时期重要的文学现象，很难躲过儒家诗学对其影响。经学所建立的审美品评标准是两汉时期唯一成熟的文学批评体系，但随着文学的发展其中难免要遭遇种种不能被儒家学说所解说的文学现象，这些现象所标示的正是儒家文学思想的局限性，也体现出文学自身的文学性与独特性。两汉屈原评论随着文学的发展和文人的觉醒，逐渐挣脱经学的文学批评框架，创立了诸多新的文学批评新视角。
对屈原＂激愤＂的情感的争论便可以看做是文学审美对诗学传统藩篱的挣脱。屈原在《离骚》中怀着强烈的义愤抨击浊世，＂责数怀王，怨恶椒兰＂。司马迁有感于此称：＂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在司马迁眼里屈原是有着强烈的个体生命意识和高昂的主体人格精神的抒情主人公，对于黑暗的政治、君王的昏庸，嗤以愤怒控诉，表现出不折不烧的斗争精神。
司马迁还在此基础上提出＂发愤著书＂说，具有强烈的反抗色彩。＂发愤著书＂说的价值在于＂它不仅继承了我国古代传统的＇诗可以怨’的理论渊源，又在主导精神上突破了＇诗可怨’的理论局限，在文学创作情感问题上自成一家之言。＂
儒家诗说的＂温柔敦厚＂与屈原作品中情感表达的丰富的辞藻，浓郁的意象，夸诞的神思等相互拒斥。＂温雅以广文，兴喻以尽意＂表明屈原赋当中忧神苦思的情感和非法度所正、经义所载的内容不符合儒家诗教观。
班固认为诗可以讽谏，但要＂主文而谲谏＂，＂诗可以怨＂，但此怨＂是＂止乎礼仪＂的怨，屈原在其作品中的＂怨＂大大超过儒家所应许的范围，所以班固对屈原作品中的情感因素是否定的。
对屈原艺术的评价可以看做是两汉文人对儒家经学思想的集体叛逃。扬雄《法言·吾子》云：＂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他最早以＂丽＂论屈骚，虽然对＂丽＂这样的字眼还有所顾忌，用＂则＂来加以规范，但这颗＂叛逆＂的种子一经种下，便会疯长，屈原作品辞赋如此耀眼的特征一经提出，便是文人再也不能忽视的闪光点。
作为经学的坚决择卫者班固则称《离骚》＂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弘博丽雅”四个字，便是对《离骚》文采颇高的评价，特别是其中的＂丽＂字，并非儒家评诗论文的标准，可以看出班固作为文学家，以文学家的自觉在传统儒家诗学体系之外勘探文学自身的恃点。龚克昌、詹福瑞等学者都明确地把＂丽辞＂作为＂汉代文学自觉＂的重要依据，扬雄、班固作为两汉的纯儒，也不免脱离诗学评论标准，为文学的自觉做出贡献。
三、“诗骚”逐渐融合与并称《诗经》与《楚辞》作为我国诗歌的两大源头，分别代表着不同的诗歌体系，其差异大致有三方面，一是《诗经》中＂发乎情，止乎礼＂对情感抒发的克制与屈骚中＂发愤抒情＂对情感的放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二是《诗经》注重现实功用，文章内容重写实，而《楚辞》作品中多天马行空的想象与神话故事；三是以《诗经》所建立起的儒家审美观提倡“温柔教厚”、“朴素”与屈原作品“博宏雅丽”、“浪漫奇情”的艺术特点也构成矛盾。
两汉屈原批评是在儒家诗学体系下发展起来的，屈原作品作为独立的文学作品，其本身的文学特色并不符合儒家传统诗学，然而两汉文人为了使屈原作品受到广泛的认可，他们不得不将屈原及其作品纳入儒家审美的框架内，对屈原进行最大肯定。随着文学的觉醒，两汉文人自觉接受两种艺术体系，并逐渐泾渭分明。
虽然至到东汉末期，王逸的屈原批评仍然＂依经立义＂，但对屈原作品艺术特色的批评，己形成独立的审美体系。这两方面的评价表现了儒学与楚骚的结合不仅意味着文士的个性情感对僵化的儒经文化模式的冲击，而且决定楚骚重新被认知为一种积极的精神参与文学致用思想的建设。
屈原及其作品经过两汉文人的反复认识与解读，形成了独立的艺术审美特征。首先，司马迁针对《离骚》产生的动因是＂盖自怨生也＂，提出＂发愤著书＂说，成为屈原作品的显著恃点。其次，王逸在刘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途而见义远＂的基础上将屈作中的比兴手法具体化，提出＂香草美人＂的象征系统。
再次，对屈原作品中俶诡怪异的想象与神话的认识，从班固对艺术想象的否定到王逸对神话传说的误读，虽然这部分内容没有得到两汉文人的正视，但促进了后代对屈作中想象与神话成分的重视。
四、总结我国诗歌史上不再仅仅有《诗经》，屈骚作为一种新的文体受到广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