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礼》记载了许多西周时期的制度，其中《周礼·春官·宗伯》记载了占梦官一职，并指出其利用阴阳学说、星占术等方式进行占梦。占梦职官化使占梦丧失了原本天人沟通的神圣感，逐渐沦为周王朝维护政权稳定的工具。
占梦人格化、政治化进程中，背后所潜藏的决定性力量来自王权，而占梦职官化恰也是王权强化的表现。传世文献中有关西周时期占梦的政治功能，集中在周文王和周武王时期，主要表现为巩固新建立的国家政权服务。
自周文王始，至武王灭商后，周代在继承商代占梦文化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西周时期，无论是统治阶层，亦或是平民阶层，皆笃信占梦，梦对周人的现实生活产生很大影响。
一、维护统治
“太姒之梦”以梦为介质，为周伐商提供了绝好的理由，同时也成为西周建国后证明自身统治合理性的最佳工具。传世文献《逸周书·程窹》篇中对太姒之梦记载如下：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太姒梦见商之庭产棘，小子发取周庭之梓树，于阙闲化为松柏棫柞，寤惊以告文王，文王乃召太子发占之于明堂，王及太子发并拜吉梦，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
根据整理者对简文《程窹》篇的考证和注释，笔者将其大致内容整理如下：在文王元年正月既生魄的这天，太姒梦见太子发将周庭的梓树种在商庭的棘树中，商庭的棘树都变为了松柏棫柞。太姒被梦中的景象惊醒，并将其告诉了文王。文王听后不敢占梦，便召来太子发，进行一番祓除和祭祀之礼后，才对梦境吉凶进行占卜。
在得知此梦为吉梦后，与太子发在明堂拜谢吉梦，接受上帝命其承继商之天命的任命。简文记载太姒醒后向文王讲述了自己在梦中所见到的景象，说明太姒能够回忆其梦境内容，这与《周礼·春官·宗伯》中所载的“六梦之一”的“窹梦”极为相似。“窹梦”，郑玄解释为“觉时道之而梦”，即醒后可以描述出梦中的景象。
另有一说则将窹梦释为神思偶涉所成之梦。王志平提出梦境之征兆与现实之应验间有着密切的逻辑联系，太姒看似无意识的梦，却切实地反映出西周早期统治者对于伐商前后的政治形势展开的模拟推演。弗洛伊德也认为梦是潜意识的化妆满足，释梦的目的则是为了破除化妆发现与理解梦的隐意。
那么，文王是如何依据太姒所讲述的梦境内容判断此梦为吉梦的呢？由简文内容可知太姒之梦的主要内容是“棘、梓、松、柏、棫、柞”，弄清楚这六种树木的象征意义，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太姒之梦的内涵。清华简《程窹》篇的考释者刘国忠认为：“以棘比喻奸佞朋党，以松柏比喻贤臣良善人”。
美国学者夏含夷认为“棘”象征商朝，“梓”象征周朝，商庭之棘化为“松柏棫柞”，即商之恶臣化为周之善臣；王志平与前两位学者的解释差距较大，他提出“棘”应指商之忠臣，后为周所用，“梓”指代除太子发以外的周之诸子，“松柏”指“公伯”，“棫柞”则有“国家福报”之意。但无论是“商之恶臣”，还是“商之善臣”，终究会臣服、归顺于周，终会对周之大业有所裨益，这便是是此梦的一大吉。文王与太子发并拜吉梦后，是从上帝那里接受的任命，说明文王此时的受命观念已经由前期受“商”命演变为受“天”命。其内涵的转变是出于对“小邦周”克“大邑商”合理解释的需要。占梦亦由此成为了“受命于天”的形式和维护西周统治的政治工具。
综上所述，占梦在周代殷命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先秦时期的圣贤之人伯夷、叔齐，却对西周王朝统治阶级以梦宣扬受命于天的行为进行了批判：今周见殷之僻乱也，而遽为之正与治，上谋而行货，阻丘而保威也。割牲而盟以为信，因四内与共头以明行，扬梦以说众，杀伐以要利，以此绍殷，是以乱易暴也。
（《吕氏春秋·诚廉》）虽然伯夷、叔齐批判了周人借宣扬吉梦的方法取悦众人的行为，认为此种行为并不可取，但也明确了商周变革之际除武力杀伐外，“扬梦”是周人“翦商”运用的最重要的方式。同时也点破了简单的梦境背后所蕴含的复杂的政治动机，正如上文所说，受命观念的转变是适应周王朝政治发展的需要文王受命内涵因西周统治者的政治需求，亦会因形势的变化，被赋予新的内容。
二、人才任用
周文王时期尊贤、重贤的意识就已经产生，并且认为商前中期的发展与各时期的贤臣有密切关系。从文献记载中可知西周时期任贤最突出的特点，便是任用异姓的贤良之臣。
据文献记载，对西周政权建立有突出贡献的太公望，便是周文王以梦中人物的形象寻来的：文王梦得圣人，于是出猎而遇之，遂载以归，用以为师，言吾先公望子久矣，因号为太公望。或言周文王梦天帝立令狐之津，太公立其后。帝曰：昌，赐汝名师。文王再拜，太公亦再拜。太公梦亦如此。文王出田，见识所梦，载与俱归，以为太师也。
（《楚辞章句·离骚经》）文王观于臧，见一丈夫钓，而其钓莫钓，非持其钓，有钓者也，常钓也。文王欲举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终而释之，而不忍百姓之无天也。于是旦而属之夫夫曰：“昔者寡人梦，见良人黑色而髯，乘驳马而偏朱蹄，号曰：寓而政于臧丈人，庶几乎民有瘳乎！’”诸大夫蹴然曰：“先君王也。”
文王曰：“然则卜之。”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无它，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庄子·田子方》周文王可能是出于对人才的极度渴求，才会梦见得圣人相助。“臧丈人”，《庄子集释》卷七下疏：“臧者，近渭水地名也。丈夫者，寓言于太公也。吕望未遭文王之前，纶钓于臧地”，臧丈人即吕望、太公望。
上举两篇文献对文王之梦记述的不同之处在于文王所梦之神的角色的不同，《楚辞章句》中记载是“天帝”、“帝”将太公望赐予文王。《庄子·田子方》中记载的则是“先君王”将太公望赐赉文王。在古人观念中，梦是人与上帝沟通的主要途径，而且周人的上帝观念在伐商之际就已经产生，是周代鬼神思想中唯一的至上神。
与此同时，周人祖先也能够“克配彼天”，传达上帝指令，这种意识反映在政治生活中就是对上帝敬谨如命，这或许就是文王采取占梦方式任用贤良之臣的原因。文王夜梦太公望与武丁夜梦圣人有异曲同工之处，皆是通过“托诸梦想”的方式成功地任用自己所求之才。
《楚辞章句》明确记载文王梦境内容与太公望梦境内容一致，其目的或也是为了塑造明君与贤臣形象的需要。《庄子·田子方》则交代了文王借梦境任用太公望的理由：“欲举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
《庄子集释卷七下》疏：“即欲任贤，故托诸梦想”。《庄子·田子方》记载颜渊因文王假托于梦对文王之圣德产生怀疑，孔子解释道：“彼直以循斯须也”，“斯须者，百姓之情，当悟未悟之顷，故文王循而发之，以合其大情也”。点明了周文王以占梦的方式起用太公望，实乃愚弄百姓的政治手段。
三、战争
牧野之战是武王伐商过程中起关键性作用的战役，其中武王在战前所做的梦，对战争的结果产生积极的影响：武王，梦见三神曰：“予既沉渍殷纣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武王乃攻狂夫，反商之周，天赐武王黄鸟之旗。
（《墨子·非攻下》）被学者证实是伪古文的《尚书·泰誓》中记载“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言武王梦与卜合，又合美善之祥，以兵伐殷，必克之也。但并未记录梦境为何，《墨子·非攻下》所载之梦的内容，或许就是《尚书·泰誓》所记武王之梦。梦境内容显示武王伐商会乃是“恭行天之罚”，定会凯旋而归。
牧野之战的胜利，既得益于占梦所起到的鼓舞军心的作用，又离不开太公望的坚决果断和武王的战前准备。《史记·齐世家》载武王在伐商之战前，曾对此进行过占卜，龟卜结果显示为凶，加之天气的异常，使得众人纷纷忧惧不已，甚至有了“还师”的念头。
唯有太公望劝谏武王，将此占卜结果释为“以祭则凶，以战则胜”，认为此种卦象只是不利于祭祀，但却极利于作战，成功劝说武王继续前进，最终取得战争胜利。武王为伐商亦是做足了准备，最关键的便是掌握了伐商队伍的军事实力情况。《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武王曾在孟津观兵，目的是“东伐以观诸侯集否”，并非真的出兵伐商。
结果诸侯不召自来的有八百多，使武王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号召力和伐商的军事实力，增加了灭商的信心。其次，武王利用“天命”观为伐商营造了充足的舆论氛围。《逸周书》记载周伐商乃是“顺天革命”、“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由于文王受天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深入人心，所以武王便打着文王的旗号开展翦商大业。
综上所述，伐商战争的胜利，主要归功于武王准备之充分、决策之果断，但亦离不开武王之梦为伐商之战所营造的积极的舆论氛围。通过以上研究发现，西周早期占梦已经沦为周天子手中维护统治的政治工具，其作用范围较之商晚期，也有所扩大。
但是在对文献的整理过程中，并没有见到西周中晚期占梦与政治相关的材料，具体原因尚不清楚，故不加以论述。不过依据历史发展演变的规律，可以推测商周时期对待占梦有着共同的心理特征和行为。
四、小结
自古以来称王者几乎都有一个受命于天的故事，且大都以龟占卜筮的方式作为获知天命的途径。此种行为在周代尤为盛行，文王不仅以卜筮知天命，而且还将占梦运用到政治生活中，成为宣扬天命的工具。通过对商周时期占梦发展的梳理，可明确以下四点：据出土的甲骨卜辞记载，可知占梦在武丁时期已经成为商王室的重要活动。
占梦的内容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对战事起到了一定的预警作用。有关占梦的甲骨卜辞中，所记载的占梦人员包括商王、贞人，甚至臣子，说明此时还未有专职的占梦官员。而且商王亲自从事占梦活动是王权意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