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锥编-毛诗正义》第二十三则
钱钟书故居《管锥编-毛诗正义》第二十三则《淇奥》，副标题为《〈正义〉隐喻时事——诗文中景物不尽信而可征——君子亦偶戏谑》
一、
俗话说，会看看门道，不会看看热闹。读书也是这样。读书“得间”就是在字里行间读出书里隐含的真实意思。钱钟书称赏方东树读书“得间”，看出了孔颖达《正义》对《淇奥-序》的注疏善于隐喻时事。
话说《淇奥序》：“美武公之德也。”美，赞美，形容词用如动词。全句意思是《淇奥》诗是赞美武公之德的。
武公何人？
原名叫姬和，卫国第11代国君。
按照《史记》记载，卫国的老国君卫釐侯临死时，立太子姬馀为君，送给次子姬和很多财产，姬和便拿那些财宝结交卫国武士。
周宣王十六年（约公元前年），卫釐侯去世，姬和贿赂并策动武士，利用给其父上坟之际，袭击姬馀于墓园上，逼迫哥哥姬馀跑进釐侯坟墓的墓道，自杀而死。卫人将姬馀安葬在釐侯的墓旁，给他加个谥号，叫做“共伯”。姬馀死，姬和取而代之，是为卫武公。
卫武公执政后，能继承卫开国明君康叔的德政，励精图治，增修城垣，兴办牧业，致卫国政通人和，百姓和集。
《淇奥-序》“美武公之德也。”后还有一段话，这样赞美卫武公：“有文章，又能听其规谏，以礼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诗也。”
可见，卫武公有才华，尊法度，能自律且从谏如流，治理国家有方，民众安乐。
《淇奥》是人们赞美卫武公的作品。
诗歌以淇水边的竹子，比喻卫武公的高风亮节，歌颂他风度翩翩、心胸宽大，威武英俊、容光焕发；赞美他谈话诙谐风趣，从不刻薄伤人。仪态威武庄重，心地正大光明。
但是，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国君，却不是正常继承王位，而是用智谋和武力夺来的。
孔颖达《正义》这样注疏《淇奥-序》：“武公杀兄篡国，得为美者，美其逆取顺守；齐桓、晋文皆以篡弑而立，终建大功，亦其类也”。
孔疏并没有贬斥卫武公杀兄篡国，而把它称为“逆取”，把他的执政及其成效称为“顺守”。
如果将《淇奥序》（毛诗小序）和孔颖达的《正义》注疏对比一下，可以发现，毛诗小序就诗论事，指出《淇奥》因卫武公有德政而赞扬他，这样就够了。孔疏却无厘头地引申到他杀兄篡国，并援引齐桓、晋文之事迹为其正名，说他是“逆取顺守”。孔疏为何这样做，稍后再说。
孔疏这样写，好像偏离了注经的本份。姚范很反感，他在《援鹑堂笔记》中反问：
“说经者当如是乎？！”
本来杀兄篡国有违封建道统，是大逆不道的，《正义》注疏却为其辩护。所以姚范怒斥道：注疏经书难道可以这样做嘛？！
方东树似乎看出了其中奥妙：“此唐儒傅会，回避太宗、建成、元吉事耳。”
“唐儒傅会”是说孔颖达一班人在附会其事，特意“回避太宗、建成、元吉事耳。
唐儒是指孔颖达等注经班底，唐儒为什么会附会，因为他们是唐太宗御用的。
唐贞观年间，孔颖达等一班人奉唐太宗诏命，分工合作给经书写注释，由孔颖达汇总。《毛诗正义》是其中一部。
唐儒在附会什么呢？
唐太宗的当政是策动玄武门事变，杀掉兄长李建成、四弟李元吉，迫使父王让他继承皇位的。
因此，唐太宗十分担心历史对他王位继承合法性的质疑。
玄武门之变弑兄夺位是唐太宗的心病，他顾虑世人和历史对他有非议，竭力给自己的行为找理由。他将“周得天下”和“秦得天下”相比较，他称赏周武王“逆取顺守”，实际上是给自己玄武门之变的行为找根据。
这就是孔颖达注疏超出常理对《淇奥-序》进行注疏的原委。
孔疏或者是为了逢迎圣意，或者是迫于压力，将唐太宗自己的辩护词“逆取顺守”写进了《淇奥-序》的注疏。此举，对太宗而言是正中下怀的。
应该说，孔疏是煞费苦心的，它既要给太宗弑兄篡国正名，又不能点明太宗弑兄篡国之事。孔疏赞卫武公“逆取顺守”实际上是赞唐太宗“逆取顺守”。孔疏的良苦用心被方东树说破了，得到钱钟书的首肯，称赏他“读书甚得间”，认为他在孔疏中读到了言外之意。
最后，我们回到本节的题旨“隐喻时事”。钱钟书说孔疏“隐喻时事”，是说孔疏名为注经，实际上间接而巧妙地为时政服务。通常，“隐喻时事”大多是影射时弊，而孔疏这里则是为唐太宗弑兄篡国正名。当然，孔疏赞扬卫武公顺守，为国为民建功立业，出发点也可能是肯定并激励唐太宗，要像卫武公那样为民多办实事，为国为民建功立业，才能光耀青史。
二、
“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是《卫风-淇奥》的一句诗，文辞优美、格调高雅，为世人称赏。但有人说，淇奥无竹，更有人说“绿竹”是两个词，绿是一种草，竹是另一种草。绿竹到底是什么，历史上一直争论不绝，成了一个学术公案。
毛《传》最先说，诗句中的“绿竹”不是竹子，是草。
毛《传》说：“绿，王刍也；竹，萹竹也。”
王刍是什么？萹竹是什么？郭璞云：“王刍，今呼白脚莎，即泬蓐豆也。萹竹似小藜，赤茎节，好生道旁，可食。”
如果读者还是不熟悉，没关系，知道这是两种草，可食就行了。可食，说明这也是两种菜。
毛《传》的作者根据什么说“绿竹”不是绿色的竹子，而是两种可食的草呢，莫非他们在淇奥这个地方不见有绿色的竹子，而只见有这两种草？如今已不得而知。淇奥是黄河支流淇水和奥水所在的那一片土地。
左思说：“见‘绿竹猗猗’，则知卫地淇澳之产。”左思相信《诗经》，相信淇奥产竹并没有错，但还是遭到了钱钟书的非议。左思之所以遭非议，不是因为他相信淇奥产竹，而是因为他主张景物描写需亲见，而不能虚构。
左思《三都赋-序》自诩自己写赋真实可信，而杨雄、马融、班固、张衡作赋查询地图、方志对不上，即“虚而无征”。
左思说：“见‘绿竹猗猗’，则知卫地淇澳之产。”钱钟书针对其言评点到：“是或不免尽信书欤？”
意思是：你指责杨雄、马融、班固、张衡他们作文虚构，你自己怎么能只根据书就判断淇奥产竹呢？书难道可以完全相信吗？
钱钟书强调，书不可全信。
地理学家郦道元注重实证，他对淇奥是否有竹的问题感兴趣，就查考史籍并亲临实地，这是科学和文学对待问题方法上的区别。
郦道元在《水经注》里写道：
“《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汉武帝塞决河，斩淇园之竹木以为楗；寇恂为河内，伐竹淇川，治矢百余万，以输军资。今通望淇川，并无此物，唯王刍编草，不异毛兴。”
郦道元的实地考察证实淇川并没有竹子，唯有王刍、编草丰美异常，正如毛《传》所说的一样。
但是，他特别提到了两件重要历史事件：黄河瓠子决口，汉武帝曾躬临实地，命砍伐淇园之竹以作柱桩，使得竹林衰颓。（见《史记-河渠书》）东汉初年的寇恂作河内（今河南黄河以北地区）太守时，曾砍伐淇园的竹子作了一百余万支箭。（见《后汉书-寇恂传》）两次滥伐可能还加上气候变化，导致竹林被毁，到了郦道元注《水经》的北魏时，淇川之地已无竹可见了。
郦道元的记述说明，淇川曾经有竹，北魏时已无竹。
后来如宋荦《筠廊偶笔》、陈锡璐《黄妳余话》、程晋芳《勉行堂诗集》卷二三《过淇川》第一首等都说淇奥无竹，他们并不知道郦道元早有此说。
高适是唐朝人，生活在北魏之后，却说见到了淇川之竹。高适《自淇涉黄河途中作》之四：“南登滑台上，却望河淇间。竹树夹流水，孤村对远山。”
钱钟书评价高适是“以古障眼”，正如，韩愈《此日足可惜》之“甲午憩时门，临泉窥斗龙”，也是缘自《左传-昭公十九年》“郑大水，龙斗于时门之外洧浦”，也是“以古障眼，想当然耳”。
高适和韩愈这里写景都是依古籍所载想当然，而貌似亲见。
唐代的李匡乂在《资暇录》中说“猗猗”并非指“笋竹”，因此讥笑文人将“猗猗”代指“绿竹”，是用事之“大误”。
更有甚者，宋代的程大昌《演繁露》记载，有一场考试，试题为“赋竹”，考生行文中写了“淇竹”，竟被考官以违背毛《传》注疏为由请出了考场。
清代经生（研究经学之人）生怕世人怀疑《诗经-淇奥》用语失实，即明明淇川无竹，却写“瞻彼淇奥，绿竹猗猗”，因此征引《尔雅》、《说文》、《本草图经》，说明诗中“绿竹”是两个词——“绿”和“竹”，分别代表两种草或两种菜。
唐李匡乂、宋程大昌及清之经生均全信毛《传》，认定《淇奥》之“绿竹”是两种可食用的草，而不是笋竹。
钱钟书认为，绿竹就是绿色的竹子，或者称笋竹，不是什么草。他只举了一个例子，非常有力。
钱钟书指出：
“特不知于《竹竿》之‘籊籊竹竿，以钓于淇’，又将何说？”
这里钱钟书引诗证诗。既然《诗经-竹竿》一诗写了在淇水边用竹竿钓鱼，那么，如果淇川没有绿竹，哪来的竹竿呢？难道可以用草制作钓竿？《竹竿》诗和《淇奥》诗写作年代相近，可以相互印证，证明淇奥地区当时是有竹的。
由此可见，那种认为诗人写《卫风-淇奥》时淇川根本就没有绿竹，绿竹是两种草的说法，压根是站不住脚的。
一句话，淇川原先是有竹的；淇川无竹是后来的事，因为滥砍滥伐和气候变化。
钱钟书梳证关于淇川有无绿竹，目的是阐明文学鉴赏和文学创作的一个道理：
“窃谓诗文风景物色，有得之当时目验者，有出于一时兴到者。出于兴到，固属凭空向壁，未宜缘木求鱼：得之目验，或因世变事迁，亦不可守株待兔。”
诗文中的景物描写，有亲见，也有虚拟，都是容许的。古人写景有虚构，对于古人虚拟之景物，不宜缘木求鱼；即使是古人声称亲见的景物，也可能因年代久远而变化，不可守株待兔。
钱钟书的结论如本则札记的小题——诗文中景物不尽信而可征。
钱钟书是用实事求是和发展的观点来看待诗文中的景物描写的，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对诗文中的景物描写不可全信，如果发现诗文所写与所见不符，则要考虑有可能它是虚构的，也有可能因年代久远而变迁，而且，不符的原因是“可征”的，感兴趣的话不妨去探寻清楚。
三、
“宽兮绰兮，倚重较兮。善戏谑兮，不为虐兮”——《淇奥》诗的结句，翻成白话是：宽宏大量真旷达，倚靠车耳驰向前，谈吐幽默真风趣，开个玩笑人不怨。
这句诗赞卫武公乐观开朗，战事间歇，偶尔拿兵士取乐，兵士不仅不生气还与之同乐，是谑而有度，谑而不虐，是会开玩笑。
《礼记-表记》说，君子的仪表端庄让人敬畏，表情严肃令人忌惮，言语简明使人信服。
《玉藻》说，君子从容不迫，“足容重”，走路脚步要稳重,不要轻举妄动；“手容恭”，无事时,手要自然下垂,不要乱动；“目容端”，目光要正视，不要游移，不要左顾右盼；“口容止”，表达简洁，不要废话；“声容静”说话声音要平静，不要粗暴；“头容直”要昂首挺胸,不要东倚西靠；“气容肃”要呼吸均匀,平心静气；“立容德”要站立如松，不倚不靠；“色容庄”：要气色庄重,面无倦意。
总之，君子的仪态举止，应保持端庄持重，一丝不苟。
然而，以为君子老是一副“正人君子”的仪态就大错特错了。端庄稳重是君子的常态，而不是君子的全部。
钱钟书告诉我们：君子亦偶戏谑。
戏谑就是开玩笑。
孔子是讲究礼仪的君子典范，万世师表，他也偶尔开开玩笑，但笑而有度。
钱钟书给我们讲了几个孔子开玩笑的例子，以证“君子亦偶戏谑”。
然《阳货》记孔子“莞尔而笑，”于子游有“前言戏之耳”之谑。
钱钟书所述载于《论语-阳货》：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宰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话说孔子听说自己的弟子子游在武城做官，便另携一、二弟子前往。到武城听到有人弹琴唱歌，知道这是子游在实施教化，寓教于乐。他觉得子游这样做未免滑稽，在这样一个小地方，用这种高级教育来教化老百姓。等于杀鸡用牛刀，小题大作了！子游听到后，严肃地质询孔子：老师，以前您常教导我们，“君子学习了礼乐就能爱人，小人懂得了礼乐会遵守规矩”。孔子发觉自己失言了，立即和同来的弟子说“学生们，子游说得对，我刚才是开玩笑的”。
可见，孔子有时开开玩笑，还是有点自鸣得意的。“莞尔而笑”，活化了孔子当时的情态。
2、《宪问》复载人传公叔文子“不言不笑”，孔子以为疑。
钱钟书讲的这个故事载于《宪问》：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孔子向公明贾打听公叔文子，问：“真的吗？公叔文子不说话，不笑，不要别人的财物，有这种事吗？”公明贾回答说：“告诉您的人言过其实了。公叔文子在该说话的时候才说话，所以人们不讨厌他说话；高兴的时候才笑，所以人们不讨厌他笑；合乎义理才取财物，所以人们不讨厌他取财物。”孔子说：“原来如此。难道他真能做得这样恰如其分吗？”
一个人，能做到当说时说，当笑时笑，当取时取。这很难做到，需要很深的修养。
这个故事说明，孔子不赞成君子一直不苟言笑。
3、《公冶长》子欲“乘桴”而谓子路“无所取材”，郑玄注曰：“故戏之耳”。
钱钟书上述典故出自《论语公冶长》——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话说春秋时，孔子周游列国没有见用，治国大道不能实行，发牢骚说了上面的话。孔子说，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不能实现，不如乘着木筏，泛舟远洋，去天涯海角做个隐士吧。愿意跟随我的，一定是子路。
孔子是随口一句感叹，哪知子路听了信以为真，为老师信任而挑选自己喜形于色。于是孔子用带有调侃的口吻告诉子路，没有地方取得制造木筏的材料，暗示子路，自己并非真的想要出海。
郑玄根据孔子对子路说“无所取材”，认定孔子是在开玩笑。孔子这样说，或者是自嘲，自我找个台阶下。也说明子路虽勇敢、真诚，也未免头脑简单，把老师的愤激语当做决定。。
孔子说“无所取材”可能还有另一层深意，胆小怕事的人多，子路不怕出海风险，反而以随我而高兴，勇气胜过我，真要出海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子路这样勇敢随我的人了。
4、《雍也》述孔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脱若《论衡自纪》篇所言，仲弓为伯牛之子，则孔子亦双关名字为戏。（钱钟书文）
孔子有一个弟子冉雍，字仲弓，德才兼备。
《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曰：“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生于不肖之父，以德行著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曰：“孔子以仲弓为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父，贱人。”
仲弓因出身低贱有些自卑，孔子开着玩笑鼓励他，英雄不问出处。
古时祭祀山川神灵用的牛，必须是没有杂毛的，犄角端正的。而犁牛有杂毛，长相不美，只能犁地，不能用来供神。但是不排除它可以生出毛色和犄角均符合祭祀所用的牛崽。
“犁牛之子骍且角”是说犁牛繁殖的小牛“骍且角”（骍：长着一身红通通的毛，角：有端正的犄角），就可以用来祭拜神灵，而不管它的出生。
孔子说“犁牛之子骍且角”，实际是借仲弓父名“伯牛”来一语双关。
把仲弓的父亲比作犁牛，把仲弓比作犁牛之子，用毛色纯红、犄角端正来形容仲弓德才兼备，不会因为其父“不肖”、“贫贱”而影响他成为栋梁之才。
孔子这是寓教于乐，何等的幽默、诙谐，玩笑开得不失分寸，且有文化、有内涵。
总之，君子可偶尔开开玩笑，但君子本性善良而聪慧，因此，君子开玩笑风趣而不伤人。
二〇二一年一月三日
附录：《管锥编-毛诗正义》第二十三则
(一)《正义》隐喻时事
《淇奥序》：“美武公之德也。”《正义》：“武公杀兄篡国，得为美者，美其逆取顺守；齐桓、晋文皆以篡弑而立，终建大功，亦其类也”。按姚范《援鹑堂笔记》卷六引《正义》此节而斥之曰：“说经者当如是乎！”方东树按语：“此唐儒傅会，回避太宗、建成、元吉事耳。”读书甚得间。《左传》昭公六年郑人铸刑书：《正义》娓娓百许言，论“古今之政”，“不可一日而无律”，非复经说，已成史论，亦必有为而发。
（二）诗文中景物不尽信而可征
“瞻彼淇奥，绿竹猗猗”；《传》：“绿，王刍也；竹，萹竹也。”按左思《三都赋序》斥扬、马、班、张作赋，“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虚而无征”，而曰：“见‘绿竹猗猗’，则知卫地淇澳之产。”是或不免尽信书欤？//《水经注》卷九《淇水》：“《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汉武帝塞决河，斩淇园之竹木以为楗；寇恂为河内，伐竹淇川，治矢百余万，以输军资。今通望淇川，并无此物，唯王刍编草，不异毛兴。”//后来如宋荦《筠廊偶笔》、陈锡璐《黄妳余话》卷三、程晋芳《勉行堂诗集》卷二三《过淇川》第一首等皆道淇奥无竹，而均不知郦道元已早言此。//然则高适《自淇涉黄河途中作》之四：“南登滑台上，却望河淇间，竹树夹流水，孤村对远山。”殆以古障眼，想当然耳，亦如韩愈《此日足可惜》之“甲午憩时门，临泉窥斗龙”矣(《左传》昭公十九年记“龙斗于时门之外洧水”)。//唐李匡乂《资暇录》卷上谓《诗》之“猗猗”非指“笋竹”，因讥词章家用事“大误”；宋程大昌《演繁露》卷一记馆职试题赋竹，试人用“淇竹”，主者以其违注疏黜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三未见《水经注》所记，乃引《史记》以驳《缃素杂记》而申王安石《诗传》“虚而节，直而和”之解。清之经生恐世人疑《诗》语失实，博征《尔雅》、《说文》、《本草图经》之属，分“绿”与“竹”为二草或二菜名，非形容虚心直节之此君。特不知于《竹竿》之“籊籊竹竿，以钓于淇”，又将何说？然用心良苦，用力甚劬，过而存之斯可也。《郑风溱洧》：“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而白居易《经溱洧》云：“落日驻行骑，沉吟怀古情。郑风变已尽，溱洧至今清；不见士与女，亦无芍药名。”与淇奥之竹，无独有偶。窃谓诗文风景物色，有得之当时目验者，有出于一时兴到者。出于兴到，固属凭空向壁，未宜缘木求鱼：得之目验，或因世变事迁，亦不可守株待兔。林希逸《竹溪虎（几为鬲）斋十一稿》续集卷七《秋日凤凰台即事》有小序论李白登此台诗句“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云：“余思翰林题诗时，台必不尔。白鹭洲问之故老，指点固无定所；而三山则于此台望已不见，乃远落于前江之尾。若当时果尔，则诗辞不应如此模写也。谩刊正之，以俟好古者。”郎瑛《七修类稿》卷三：“孟子曰：‘牛山之木尝美矣’，欧阳子曰：‘环滁皆山也’。余亲至二地，牛山乃一岗石小山，全无土木，恐当时亦难以养木：滁州四望无际，只西有琅玡。不知孟子、欧阳何以云然？”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钞》卷十八《王少鹤、白兰岩招集慈仁寺拜欧阳文忠公生日》第六首：“野鸟溪云共往还，《醉翁》一操落人间。如何陵谷多迁变，今日环滁竞少山！”潘问奇《拜鹃堂诗集》卷二《空舲峡》：“夜静猿声听不见，古人文字恐荒唐。”丁国钧《荷香馆琐言》卷上：“王禹偁《竹楼记》言黄冈多竹，东坡黄州诗亦有‘好竹连山觉笋香’句。光绪乙未，予随学使者襄校蒞黄，遍游山水，未见一竹。杨惺吾丈邻苏园中以巨竹编篱，丈言黄地大小竹皆无，须渡江至武昌县乃购得。泥古不可以例今。”连类举例，聊以宽广治词章者之心胸。密尔敦诗中咏群鬼烂漫卧，喻如瓦朗勃罗萨(Vallombrosa)沼面秋叶(autumnalleaves)委积，累代传诵。而近世亲游其地者以为密尔敦必出耳食，否则植树大变(thecharacterofthewoodshasentirelychanged)，因弥望皆经霜不凋之松，无它木也。足与淇奥之竹、溱洧之芍药，鼎足而三。《史通暗惑》驳郭伋竹马事曰：“夫以晋阳无竹，古今共知，……群戏而乘，如何克办？”淇奥之竹，若是班乎？读诗者若缘此而有杀风景之恨，则卿辈意亦复易败耳。
[增订三]苏轼摹写赤壁景色，後人继作，所见异词。《后赤壁赋》有曰：“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履巉岩，……攀栖鹘之危巢”；《东坡志林》卷九亦曰：“黄州守居之数百步为赤壁，……断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鹘巢其上。”韩驹与轼年辈相接，《陵阳先生诗》卷三《登赤壁矶》巳云：：“岂有危巢与栖鹘，亦无陈迹但飞鸥。”晚明袁中道《珂雪斋近集》卷一《东游日记》：读子瞻赋，觉此地深林邃石，幽蒨不可测度。韩子苍、陆放翁去公未远，至此已云是一茅阜，了无可观，‘危巢栖鹘’，皆为梦语。故知一经文人舌笔，嫫母化为夷施，老秃鶬皆作绣鸳鸯矣!清初陆次云《北墅绪言》卷下《下赤壁赋》：清浅蓬莱，涨为平陆。冯夷徙而深居，潜蛟迁而远伏。求所谓‘纵一苇、凌万顷’之奇观，杳不可以再复。昔读两赋，宛转流连；兹寻其迹，渺若云烟。欲听箫声，无复闻其怨慕；欲观鹤影，何从仰其蹁跹！坡仙於此，尝致慨乎孟德，後坡仙而至者，复致慨乎坡仙!发挥更畅。邵长蘅《青门簏稿》卷九《游黄州赤壁记》则颇兼袁、陆二氏之意：余曩时读子瞻赋所云……，意必幽邃峭深，迥然耳目之表。今身历之，皆不逮所闻。岂又文人之言少实而多虚，虽子瞻不免耶？抑陵谷变迁，而江山不可复识耶？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九《道浮山记》亦述同游者怪刘大魁记此山之过褒，因疑古今之文举不足信。诗文描绘物色人事，历历如睹者，未必凿凿有据，苟欲按图索骥，便同刻舟求剑矣。盖作者欲使人读而以为凿凿有据，故心匠手追，写得历历如睹但写来历历如睹，即非凿凿有据，逼真而亦失真。为者败之，成者反焉，固不仅文事为然也。一经文人舌笔，嫫母化为夷施，，又可合之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九记《西楼记》中穆素徽，因言：然则传奇中所谓‘佳人’，半出虚说（参观《随园诗话》卷一六记王子坚言穆素徽)。故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五记顾翰语，以美人为书中三不可信之一（参观《老残游记》第一三回翠环评狎客题壁诗）。西方谈艺，每道此事。举十七世纪法国小说诙谐为例：此姝之美不待言。我不为读者描摹其纤腰、妙目、盛鬋等娇姿，因君辈即真睹伊人，见面有雀斑痘坎，未必能识为吾书中人正身。小说所写主角莫不肤白皙而貌妍秀，皆纸上之假面耳，揭其本相，则此中大有黑丑男女在。克罗采嗤学士辈读古人情诗，於所咏意中人，不啻欲得而为眼前人，亲接芳容。可谓误用其心。庄论谑语，正尔同归。
[增订四]方苞《望溪文集》卷一四《题天姥寺》：“余寻医浙东，鲍甥孔巡从行。抵嵊县，登陆，问天姥山。肩舆者曰：‘小丘耳，无可观者。’……至山下，果如所云。……鲍甥曰：‘嘻咄哉！李白之诗乃不若舆夫之言之信乎?’余曰：‘诗所云乃梦中所见，非妄也。然即此知观物之要矣。’”果如袁中道之说，醒人写景，每“为梦语”，则“梦中所见”，更不须如痴人之考“信”。张汝南《浙道日记》：“咸丰七年七月十八日。杭人谓是潮生日。……此浙江潮之大略也。夙所说‘百万军声，隐隐如雷’者，不闻也；又‘如万叠银山，忽然倾卸’者，不见也。证以《七发》中‘八月之望’一段，十不得一。即予从前所作《曲江观涛歌》，亦未见时所附会。文士笔端，多不足信如此!”能自言“附会”，可谓不欺之学矣。”
（三）君子亦偶戏谑
“宽兮绰兮，倚重较兮。善戏谑兮，不为虐兮”；《笺》：“君子之德，有张有弛，故不常矜庄，而时戏谑。”按《豳风-东山》：“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笺》：“又极序其情乐而戏之”，虽误解诗意，然谓周公“戏”其军士，则足与“善戏谑”、“不常矜庄”相发明。《礼记表记》：“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惮也，言足信也。”《玉藻》：“君子之容舒迟：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北宫文子论君子云：“有威而可畏谓之成，有仪而可象谓之仪。”《论语学而》记孔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尧曰》记孔子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述而》状孔子之容止，亦曰“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然《阳货》记孔子“莞尔而笑，”于子游有“前言戏之耳”之谑；《宪问》复载人传公叔文子“不言不笑”，孔子以为疑；《公冶长》子欲“乘桴”而谓子路“无所取材”，郑玄注曰：“故戏之耳”；《雍也》述孔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脱若《论衡自纪》篇所言，仲弓为伯牛之子，则孔子亦双关名字为戏，正如《离骚》之“以兰为可恃，椒专佞以慢慆”之双关大夫子兰、子椒也。释迦则“恐人言佛不知笑故”而开笑口(安世高译《佛说处处经》说“笑光出者有五因缘之二)，且口、眼、举体毛孔皆笑(《大智度论放光释论》第一四，参观《缘起义释论》第一)；耶稣又悲世悯人，其容常戚戚，终身不开笑口。方斯二人，孔子“时然后笑”，较得中道。韩愈颇解其旨，《重答张籍书》云：“昔者夫子犹有所戏；《诗》不云乎：‘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记》云：‘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恶害于道哉！”即合并《阳货》及《淇奥》郑笺语意耳。又按《答张籍第一书》云：“吾子又讥吾与人人为无实驳杂之说，此吾所以为戏耳。比之酒色，不有间乎？”《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王、贾传》记武帝令王褒等为歌颂，议者以为“淫靡不急”，帝曰：“词赋贤于倡优博弈远矣！”韩愈之解嘲准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