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耀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称屈原“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离骚》是“一篇之中三致志焉。”楚辞研究名家汤炳正先生将《离骚》的的精神内核概括为“反抗黑暗、追求光明、同情人民、热爱祖国”。《离骚》通篇闪现着屈原的精神之光。
第一、坚守不变的“美政”理想
《离骚》全篇诗人通过不同方式一直在述说对于理想政治的渴望。在诗歌的结尾终于把这种理想概括出来：“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诗人坚守不变的理想政治就是美政理想。
屈原的“美政”理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1、效法先贤。《离骚》中屈原两次集中列举前朝兴亡故事，赞颂圣王，抨击昏君。实质上是对现实中楚怀王殷殷的劝谏，希望其能够效法前贤，以德兴邦。
2、选贤与能、修名法度。以香草和恶草的对比，展现贤德与宵小的对立，同时表达着渴望与贤德之人为伴，共同实现政治抱负的愿望。在这种理想环境下，大家遵从法度，共建美好未来。
3、革除积弊。楚国贵族势力盘根错节，不顾国家民众利益，结党营私，是威胁楚国前途命运的首要因素。现实中的屈原正是因为试图革除这一积弊而遭受谗言的。他在诗歌揭露宵小之徒的丑态，实质上表达了对楚国黑暗政治现实的愤懑和对改革的极端渴望。
4、富国强兵。面对步步紧逼的秦国，怀王时期的楚国在战场一再败北。屈原力主联齐抗秦的主张。无论是君明臣贤还是政治改革，“美政”的最终目的是要落在富国强兵上，只有这样才能够抵御外辱，削平内患。
屈原始终要求以他理想中的“美政”改造楚国，并以此映照出楚国政治的黑暗，批判楚国君臣的昏庸和贪鄙。对理想、对真理、对美政的追求，执著不懈，上下求索，不屈不挠。当他认识到“美政”不可能实现时，就宁可怀抱理想而死，其刚毅坚守，千载之下仍然感人至深。
第二、坚贞纯洁的爱国主义情怀
对屈原的爱国精神，有两种误读。一种误读认为屈原的爱国和忠君连在一起，然而楚王昏庸无能，则屈原的爱国其实是愚忠。另一种则认为屈原的爱国是一种狭隘的观念。当时秦统一六国已经是大势所趋，屈原要“存君兴国”，是不现实的，只能是悲剧的结局。
这两种误读都是只从形而下的表面现象去解读屈原的爱国情怀。理解屈原的爱国情怀，一定要把春秋战国的社会现实、屈原的个人经历和《离骚》等作品所呈现的情感世界三种因素综合分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接近屈原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本质。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屈原生活的时代，君国一体，君王贤德与否直接关系国家的兴衰。楚国的历史本身就是这一现象的佐证。楚国在武王、成王、庄王等贤德君主执政时期，奋发图强，国势不断上扬；灵王、平王因好大喜功、贪图享乐、任用奸佞，为国家招来祸患。当时的政治体制下，振兴楚国的“美政”只能寄托于楚王身上，除了劝谏怀王和同一众小人不断的斗争，屈原别无选择。君王的昏聩和众小的奸佞恰恰反衬出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伟大。无法摆脱的制度约束和求之不得、反遭陷害的经历又给屈原的爱国情怀增添了悲剧色彩，更加触动人心。
《离骚》以追述祖先开篇，认祖归宗，表现强烈宗族和国家认同。《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九章·哀郢》“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这种对人民悲苦生活的同情，正是源自于内心深处的热爱和关切。《离骚》的结尾处主人公在天国的极致欢愉中，忘却了所有忧愁烦恼之时，旧乡一望，蜷局不行。乡情乡恋，止于斯言！浓烈的宗族情感、对人民的同情和对故土乡邦的眷恋融为一体，构成了屈原因爱而生的爱国主义信仰。在这种爱国主义信仰的驱动下，屈原不惧黑暗、追求光明、百折不挠、上下求索，其光辉形象显得更加丰满。
春秋战国时期，“楚才晋用”、“朝秦暮楚”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商鞅、张仪、李斯皆非秦人。魏人吴起在楚国推行改革。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然而，屈原在“去”与“留”的挣扎里选择了“深固难徙”。在理想破灭，国家衰亡之际，屈原投水而去。如此深沉执着的爱国感情情怀，何等坚贞！何等纯洁！
第三、放言无忌的批判精神
屈原在作品中满怀忧愤，责数楚王之昏惑，揭露世俗之混浊，痛斥群小之邪僻，表现出可贵的批判精神。《离骚》中就有许多例子。如：“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竟周容以改度。”
对此，班固评价说他“露才扬己”“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在后世得到了一部分封建士大夫的认同。这种评价站在封建正统和儒教的立场进行的，正好从反面说明了屈原的批判精神之可贵。屈原对于君王、奸佞的批判是源于对国家的热爱和对理想坚守，显示出深沉而悲壮的情怀。如果当时屈原面对不幸的遭遇而委曲求全，妥协退让，也就没有后世人们心目中伟大的屈原的形象和不朽的诗篇《离骚》了。应该说，屈原的那种放言无忌的批判精神，为庄敬儒雅的中国文化增添了一股刚烈勇毅的气质，培养了传统士人敢于抗争、勇于担当的勇气。它对后世正直的文人有很大的影响，如司马迁、李白、韩愈等。他们正像鲁迅所说的，是“中国的脊梁”。这是屈原对中国民族精神的重大贡献。
第四、好修为常的峻洁人格
《离骚》开篇追述祖先，不仅是宗族情感和民族自豪感的发露，也是在为全文塑造一个人格峻洁的主人公形象做铺垫。
好修为常是屈原峻洁人格的主要内容。《离骚》云：“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离骚》中提及以美德之意出现的“修”总共有十一处。《九章·怀沙》曰：“怀瑾握瑜兮，穷不知所示。”屈原作品中常以香草美玉装饰主人公，既代表了诗人对美好品行的追求，也是以此比喻不断提升自我修养。同时，香草美玉与恶草苏粪的对立，也显现了作者对宵小之徒恶行的不屑于痛恨。好修为常也是一个不断叩问自我，坚定信念的过程。如《离骚》中这四句话：“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诗人借用女嬃之口，表达了内心深处的斗争。好修为常，会遭受不解与迫害。那么，是否要随波逐流？在这种不断的自我叩问中，诗人坚定自己的信念，自身的人格就更加完善。
诗人在《离骚》中抒写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对假、丑、恶的无情鞭挞，倾诉了坚持操守、九死不悔的坚定意志，表达了不与小人同流合污的顽强决心。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诗人在屡遭陷害，身处险境时，不仅没有丝毫的畏惧，反而显示出一种自豪感。“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他在黑暗中看到光明，而对光明的渴望又转换为对黑暗的反抗。其峻洁人格，“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五、坚守抉择放光辉
屈原力图将坚定不变的“美政”理想、坚贞纯洁的爱国情怀、放言无忌的批判精神、好修为常的峻洁人格，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种完美的理想是屈原的伟大、独特之处，也是其痛苦、悲剧的根源。按照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制度、国家关系等因素，屈原是不可能完全实现这些理想。如果要想实施，就必须要有所有舍弃。不做舍弃，则理想无法实现，甚至连自身也难以保全，所以就陷入了难以解脱的痛苦与挣扎。
在《离骚》中，屈原用诗歌的形式表达了这种痛苦与挣扎。屈子的痛苦与挣扎可以概括三个方面：一、进与退。面对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屈原不顾个人安危，选择耿介直言。二、变与守。选择与宵小之徒同流合污，会有高官厚禄和富贵荣华。三、去与留。如果去别国另寻出路，可能建功立业，名扬天下。
留守楚国，遭遇的是贬谪，甚至性命之忧。屈原遭到接二连三的打击之后，面临的已不是“进与退”、“变与守”、“去与留”的选择，而是“玉碎与瓦全”的选择。屈原克服了短暂的思想动摇，始终坚持理想，决不轻易做任何舍弃。因此以其生命与“修名”为代价，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完美的人格典型。屈原的悲剧，正源于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而他在矛盾中的坚守与抉择，正是其人格魅力的体现，千年已降，始终闪烁着耀眼的光辉，最终成了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象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