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可以与孔孟相媲美的人物，恐怕只有屈原了。同样是离我们几千年远的人，依旧对我们的生活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如果说孔孟为中国历史树立了长幼尊卑的秩序，那么屈原高唱的则是极富个性化的浪漫情怀。
他生于浪漫的国度楚国，又以一种悲壮的浪漫方式主动结束生命，可以说，他用生命的热爱阐释了理想主义者的完美之境。那么他的浪漫基因是天生的呢？还是后天培养起来的？这其中皆有渊源。
浪漫之地--楚文化
屈原生活在战国后期的楚国，而楚国是一个原始宗教巫风弥漫的世界，可以说，巫风是楚文化的首要内容。
对此，史料也有大量的记载，如《吕氏春秋·》说：“宋之衰也，作为千钟……楚之衰也，作为巫音”，“荆人畏鬼，而越人信”，在《汉书·地理志下》也说“楚……信巫鬼，重淫祀”。
楚地浓郁的原始宗教气氛，不仅是为大量瑰奇神话提供了肥田沃土，而且为各地神话的广泛传播提供了绝佳的气候，因此楚地成了神话，包括本地神话和外来神话聚集的场所。巫风与神话的融合，使楚人沉浸于对现实生活以外的无限联想和向往，这就决定了楚文化的艺术传统必然是浪漫主义的，而不可能是现实主义的。
生在这片浪漫主义之地，吸取浪漫的养分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屈原的浪漫美学又融合了北方儒家理性主义的内涵，但又不像儒家学说那样，以人伦的理性对人性的想象和情感加以限制和防范，从而把人束缚在一个狭隘之地。屈原的浪漫美学是在现实的基础之上，敢于超越现实、勇于突破传统的探索之美，也是南楚文化的真实写照。
浪漫文学的祖师爷
屈原是文人，也是政客，对于当今的普通中国人来说，屈原的形象价值远远大于他的诗人价值，但是他的浪漫主义情怀在他的诗人身份中体现尤为深刻，因而有“中华诗祖”之称。
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云：
“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人远甚。彼等巧于比类，而善于滑稽，故言大则有若北溟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椿冥灵，语短则蟪蛄朝菌。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汾水之阳，四子独往，此种想象，决不能于北方文学中发见之。”
北方中原文化体系与南方的文化体系不同，北方的中原文化主要继承了西周以来重人事、务实际的现实精神，这在诸子散文中可以体现，以理性的表现现实生活和人间事物的现实主义为主。而南方的文化体系则受殷楚文化传统的影响，在创作中表现出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
《离骚》、《九歌》、《天问》等诗篇，开创了楚辞新体，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浪漫主义传统。
《离骚》是最赋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拿《离骚》来说，可以明显地看出屈原对于楚地文化的了解与借鉴。《离骚》的整体结构可以分为三部分，现实遭境、荒野漫游，仙人导引和天界神游。
在现实遭境这部分中，屈原将自己的一生娓娓道来。他有显赫的家族，高贵的身份，出生在良辰吉时，有着美好正直的名号。他的地位决定了他顺理成章地成为辅助国君的良臣，但君王身边鱼龙混杂，导致他的美政不能实现，报国无门，深感郁闷。他本希望自己培养的学生，能像他一样清廉正直，不料成才后纷纷倒戈，使他更加孤立无援，走向绝境。既然现实容不下自己的理想与人格，他便选择了遗世独立，自我放逐。这部分正是屈原在现实生活中个人遭遇的写照，也可以说成是他的自传，也是比较接近他实际生活经历的。
到了荒野漫游，仙人导引这部分，则是他被放逐后的际遇，此时处于天人交接之际，既流连于人类社会的边缘，又徘徊于天上仙境的入口。
当他进入荒野之后，发现丛林纵生，水汽迷离，“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在这片人迹罕至的地方，诗人似乎迷失了方向。同时，他也发现这里天高皇帝远，有利于他重拾初心，回归本性。
首先，他的服饰发生了变化，戴高冠佩长剑，“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一般来说，在《礼记》中记载，君子须佩玉，以玉比德，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传统，但屈原佩的是剑，这正是楚地巫文化的风尚。
巫师佩剑有辟邪的作用，屈原更换衣冠，远离士大夫的标准，向巫师靠近，标志着他身份的转换，从拥有政治理想、从政志向的儒家士大夫，向精通鬼神之道的神巫转变。这样的身份转变也带来了视域的转变，从人间转向天国，从现实之境转向亦真亦幻的精神之境。
楚地的巫师并不类似于我们所说的封建迷信，在上古社会中，巫师是由地位很高，知识渊博、品格出众的人担任的。屈原作三闾大夫的时候，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为宗庙祭祀，因此，他深谙祭祀礼仪，熟悉巫仪传统。这些楚地风俗在他的诗歌中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精神之境变成巫师之后的屈原，在荒野中呼风唤雨，抒发着自己内在情感。自此，屈原告别世俗社会，进入到鬼神混杂的大荒之中。在古人的理解中，四荒之地是远离政治，混沌未开的地方，是传说中的神灵国度，“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
屈原在楚国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只能在荒野中寻觅知音。由此进入他内心独白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他遇到了仙人的导引，并与仙人女嬃进行了想象的争辩。女嬃希望他随大流，明哲保身，但屈原坚持卓尔不群，清白死直。这一场争论正是《离骚》浪漫主义精神的开始，它象征着诗人准备摆脱现实的羁绊，进入到更为自由与解放的时空当中。
经过与女嬃的辩论，屈原进入到一个自明心志的阶段。他列举了夏、商、周灭亡的原因，再次表达了自己初心不悔：“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既传递出个人理想的覆灭之痛，又申明了自己在现实中所蒙受的不白之冤。
“驷玉虬以桀鹥兮，溘埃风余上征。”，由此屈原开始了《离骚》最浪漫、最自由的天界神游。他摆脱了世俗社会对他的偏见与束缚，获得了超自然的能力，可以日行千里，“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
在纵情驰骋的过程中，途经故土，诗人重又回到让他魂牵梦萦的故乡，回到让他倍感折磨的现实中，由此神游结束，从天上又回到人间，完成了《离骚》全篇。
通过简略解构《离骚》，我们不难发现屈原身上的楚地浪漫文化，和他自身丰富的想象力，以及他用诗歌来抒缓内心的涌动。从屈原开始，《楚辞》开启了中国文人浪漫主义的情怀，开启了文学个性的时代。
屈原的浪漫主义充满奇异的想象与浪漫激情，饱含深沉的现实情怀与上下求索的精神，这是东方文明的神韵，也是中华文化精髓的一部分。在这个功利主义的时代，汲取诗人屈原的浪漫主义养分，有利于净化自我，为躁动的时代增添一份宁静与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