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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上海文学》年第12期
历史的忧郁（下）
——屈原诗的“流亡”母题
杨炼
三、历史的忧郁——诗之自觉
屈原诗／思想之诗的“流亡”母题，就这样设定了：
其出发点，是对历史的亲历感。
其核心意象，是“在历史中流亡”。
其基本语境，是“我的历史场景”。
其内含诗意，是“历史的忧郁”。
相比于此，把屈原诗说成“浪漫的”想入非非，太轻飘飘了；倚靠线性时间的阶段性，来谈论它“伟大而古老”的价值呢？也太简单了。不，屈原诗一如一切经典，不局限于某个时间，它囊括所有时间，通过书写，它把历史变成自己的纵深，由此获得了一般抒情诗难以企及的深度和力度。
屈原诗，在文字深处，进行着另一层思想灵游：永远的提问者精神，在每行诗里竭尽全力地追求，亲历一切历史，反思所有活生生的现实，最终落实为每首诗独一无二的形式和语言创造。
在诗人提问者面前，时空不存在任何阻隔，相反，“每个现实”都在和他自己互为印证。永远就是现在。它们互相渗透，彼此包容。一次亲历就打通千百万次亲历。直抵人的根本命运时，古今中外并无不同。
对“历史的忧郁”而言，仅仅大历史不够，仅仅一个人也不够，只有让大历史“成为”一个人才够。人的质地，由此决定。
但，诗歌观念再高级，也必须落实为书写。
历史的忧郁，究竟如何存在于诗？不仅关乎“为什么写”，更在于“怎么写”。
长诗是屈原诗最显著的特征，它不仅前无古人，且在后来二千三百年里，也后无来者。有句常言：形式是内容的延伸。虽然浅显，却没有说错。屈原诗／思想之诗，由于其内含的历史纵深，必须发明不同于一时一地抒情的写法。这个“写法”，我称之为“空间诗学”——一种贯穿了屈原诗诸多大作的、用多层次复调结构建立起来的共时空间，最终呈现出“大历史—大流亡”自觉。
屈原诗的长诗和组诗，每一首（组）题材之独特、特征之鲜明、语言和形式之独创、结构之完整，无不令人啧啧惊叹。其中，诗人之“我”神出鬼没，既可以有人称的现身，又能够隐入诸多面具（如《九歌》），上演一场历史大戏。诗中那些对话，犹如交响乐之复调，在交流、辩驳、争执、咏叹中，交织成推进诗作的能量。用“空间诗学”阅读屈原诗，才能真正理解它们辉煌的精神之美。
更有甚者，这一首首杰作，又潜在地构成了一个更高的整体。拉开一点距离，去观察它们的全貌，我们能看到：那一步步有机的递进，一重重宏富的层次，一种清晰有力的内在统一，一个连续不断的最高完成度，终于打造出一件古典中文诗歌传统中绝无仅有的“大作”。
我在《屈原诗，隐没的源头》中，稍稍梳理了屈原诗的写作顺序，这梳理十分必要，因为这样一来，一个诗人的精神历程（流亡—灵游）才浮出水面，那空间诗学也从蓝图到建筑，显现出建构的全过程。
诗人的直觉可以一步到位，但诗歌的成熟之路，却必须靠艰难的积累和打磨。屈原诗的几部主要作品，真是一步一个脚印。
我把《九歌》作为屈原诗找到“自我”的起点，恰如瓦格纳之《尼伯龙根的指环》，以莱茵河神话握紧了日耳曼文化之根，《九歌》用十一首神人歌，天纵聪明地展演出了一场浩大辉煌的古巫祭祀剧：东皇太一之华贵、云中君之飘逸、湘君之多情、湘夫人之美艳、大司命之庄严、少司命之欢快、东君之灿烂、河伯之深沉、山鬼之窈窕，直至《国殇》挽歌、《礼魂》颂歌。论者尝孜孜于诗中“人物”的性格，多么绚烂瑰丽，没错，但我更看到，屈原诗自其开端，已经全方位打开了自己的精神视野——那个此在和历史浑然如一、互相渗透的世界。诗人出入其中，既可戴上面具起舞，亦可裸出面孔倾诉，无论庙堂之高、山林之野，诗人灵游的脚步一触，无不粼粼泛起光波。《九歌》是青春的、得志的，翩翩然才华横溢的，历史已然登场，天赐般搭起一座戏台，却远没展示它阴暗龌龊的背面。屈原诗找到了自己的声音，虽然它依然稚嫩，但已远远甩开了小花小草们。
《天问》被许多人排在《离骚》之后，但我认为，无论从思想线索，或文学形式上看，《天问》的位置，都应该排在诗人成熟过程中，即，前有《九歌》，后为《离骚》。如果说，《九歌》植根楚国巫文化，打开了整幅神人交汇的天地，《天问》则登堂入室，不是简单接受，而是深刻挑战那个“天地”，一口气发出一百七十余问，从创世到自我，掀翻了天界人间所有既定答案。全诗起首处，那开天辟地的一“曰”，更是可怕地到位，它把创世神话的“都说是”，一举扭转为“谁说的？”，而这对“说”的质疑，比其后所有质疑更有力，它呼应老子、遥接维特根斯坦，成为诗歌中最早反思语言限定的“语言哲学”。承接这股浩气，《天问》中的“历史”，被一一拷问：“天命反侧，何罚何佑？”无数的历史例证，一一罗列犹如自传，从“谁传道之？”到“我又何言？”，无比完整地归纳了整个历史的存在问题——语言问题。《九歌》的历史之美，至此已深化为历史之思，且通过思，把“他说”的历史，纳入了“我问”之内。《天问》的写法，已开《离骚》先河，沿着创世、天地、神话、历史（含括现实）、自我，一层层打开，通篇神话历史、人物故事，貌似说古，实则论今，都无非诗人的“语言”而已！哦，我无比疑惑，是哪位仙人，点化了屈原，传授给他这“提问大法”？还有比百思无解，更令人心怀忧郁的吗？可又正是这“问”而不答，才愈催人深究，史书的密封漂流瓶，就这么被撬开，成就了这件亘古人寰之独一大作。“提问者”，诗人永远的形象，以此挑战所有人，谁敢不服？！
《天问》是思想利器，《离骚》把历史的忧郁主题推到了极致。再一次，这首长诗成为中文多层次共时空间诗学的最佳例证。多遗憾啊！我们竟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来称呼屈原诗时代那些方块字！说它是“汉字”？“汉”作为名称，竟还没诞生。说它是“中文”？又不伦不类的像个从现代剽窃的东西。或者“楚文”？可其构字、用语、内涵，又明显超出楚国国界。我在此顺带一笔，只为指出，我们对历史这个深海的探索，多么肤浅有限。回到正题，《离骚》又大不同于《天问》，句法上，它彻底摆脱了《诗经》四言诗的基本句式，而找到植根于楚国巫言的双联对句形式，在一联中，上句以句中一虚字（变化使用“其”、“之”、“以”、“而”等）＋句尾的“兮”建立节奏，下句句中再以一虚字（常为“而”、“之”、“乎”）呼应，这个句式和节奏，整体构成了屈原诗特有的一唱三叹，在抒情表意的功能上，比《诗经》四言的短小扩充了百倍。更重要的是，这咏叹调式的舒展，对传达历史的忧郁感，直如天赐！“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两千多年前，屈原诗已深得“自由体”真谛，它必须有“体”，而不仅仅是“自由”！《诗经》的音乐基因，在此大大发展，并拓而广之，充分加强了汉字（姑且这么叫吧）的旋律感和音韵能量。有了这涛声，一条文字汨罗江，才能浩荡前行，发育出《离骚》的长诗结构，从而让诗人胸中垒垒如石的历史忧郁，终能一吐为快。
《离骚》灵游，发生在多层次结构上，如前所述，那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是一个貌似自传体的历史起点，它把即将引出的流亡之途，直接设定在“朕”、“余”（我）的内部，于是，“灵均”之“均”，岂止限于同代人？那“灵”须打通古往今来，才配得上这一游！“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这哪里只是一人生死之叹？它直接贯通了天地之始、岁月遭际。这个“历史之我”，终于来了！整个大历史，在他怀里，已血肉交融，无分彼此。他亲历大历史的每个时段，契入诸多人物内心深处，与之合一——成为“他”（或“她”）！由是，“宁溘死以流亡兮”，遂成为千古患难者的同一心声。女媭们对诗人的劝导，纷纷以史为例。而诗人坚守精神洁癖，也在拒绝整个“历史”的污浊。《离骚》一个一个层次地剥开了一个精神宇宙：个人、现实、历史、神话，直至大自然的千花万叶，都被点化成一个动态、自足的诗意象征体系。这里，我以为对这些“象征”，不必强加解释，它们如音乐动机般存在，呈现、互动、交织，完成空间建构，才是诗之关键。终于，诗人上下求索不得，无奈回返现实，重重失意的唯一启示，是诗人除了自救、自美，别无他途。历史中所有的、唯一的“人”，只有以所有的、唯一的“诗”为归宿。“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灵游，在此结穴。颇像我写过的句子：“一个字已写完世界”。
《离骚》复调的音响织体，投射出心理的复杂性；它的立体结构，印证着思想的多层次，所有种种，归结为我给“历史的忧郁”那个定义：让大历史“成为”一个人。这个内部满载历史之人，既苦痛又丰美，两者都是加倍的。他在追问里放逐，在思想中流亡，对于他，故乡、旅途是同一回事。出走，在深化对故乡的理解；静止，精神也不会放弃远游。一种无出路，发生在一切走投无路深处。一种决绝，把诗人（和世界）逼至审美境界，去细细品味自己无法解脱、也不要解脱的痛苦，直到它凝为一粒血红的结晶——诗。
年，我在海外漂泊的第五年，终于通过组诗《大海停止之处》，打通了这个血脉，那组诗的压轴之句“这是从岸边眺望自己出海之处”，如醍醐灌顶，启示我：一切外在流亡都是内心旅程的一部分。全部远离，都在加深内心那个原乡。
《离骚》能实现使“大历史成为一个人”，还因为汉字的另一件秘密武器：动词非时态。没有过去、现在、未来等等时态的阻隔，人物、动作、场景乃至外部与内心，都可以自由转换，恍兮惚兮间，诗作被建成了同一空间。一切“历史的”，都是“现在的”，时间远近只是名称，它们同时发生在这里。非时态书写，亦可称为“共时”书写，它取消／删去事件的狭义背景，将其深化——抽象化成人生的意象、处境的隐喻。它们存在，是为了让一首诗得以完成。
试想，如果不是使用“汉字”，那《离骚》中上天入地五彩斑斓的描绘，便不得不在插入的时态间不停切换；诗人的灵游，也必须随着人物（人称）改变而变换不同动词格式，那么，不仅《离骚》一唱三叹的联句形式会四分五裂，一气贯通的灵游更难以为继，诗人被隔离、禁闭于自己的“时间”里，怎能把古今沧桑变成亲历？
对我来说，《离骚》恰到好处地保持了历时和共时之间的张力：历时的神话、历史人物和事件，被共时的书写纳入“亲历”经验。一首诗中，事件的内涵是处境，一时一地的意义，再拓展就成为所有时代的意义。个体的历时遭遇，并未被群体的共时惨痛所抹煞，相反，所有人贯通的命运，令个体的悲剧性更加深刻。“历史的忧郁”啊，因为内在于我们，才永远无法挣脱。这，是否正是《离骚》最感人之处？
“历史”，又一个和制汉语词，“历”，人之无尽；“史”，存在之无尽。人有多深，史就有多深，诗也该有多深。
西方史诗的特征，在于依托时间做线性叙述，或可曰“诗述史”。而《离骚》的空间诗学，让诗人亲历过去与现在，同处现世和幻象，在不同层次间自由转换，把所有层次叠加成一个立体结构，根本的命运，被归纳其中。这种建立自足语言空间，以含括时间的诗学意识，或可称为“诗含史”。
《离骚》的体量，远较西方史诗为小，可它的深度，却丝毫不比那些长篇巨制为轻。我曾说过：“理解但丁《神曲》的结构较容易，因为他个人化地使用了地狱、净界、天堂那个现成体系；而理解屈原《离骚》的结构较困难，那隐含在繁复语言背后的追寻途径……纯然是个人哲思的。它使《离骚》占有了思想史的位置。”通过《离骚》的结构，“人的彻底困境”这一诗意，获得了最深刻的表达。现在我想说，配为思想之诗传统奠基的，非《离骚》这样“灵均”式的文学自觉不可。
《离骚》把《九歌》的历史视野、《天问》的精神挑战性和空前绝后的形式——结构原创力结合在一起，建构了屈原诗的集大成之作。其后的《涉江》，犹如一首自我归纳之诗，短小、浓缩而悲怆，充满了彻悟生死后的宁静——“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这些哀音，宛如鬼哭，带来水下阴浸浸的寒意。此时，诗人重提青虬、白螭、昆仑、玉英、天地、日月……更与“浪漫”无关，唯在宣示“吾方高驰而不顾”的疯狂。读这首自挽歌，谁的心里不感到一种凛冽刺骨、沉郁深厚的孤独？
（有删节）
原标题：《屈辞溯源
历史的忧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