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
众所周知，祖籍韩城的司马迁，能够编纂出令后世惊艳的《史记》，与其出身史官门第，聪明睿智，善于调查，意志坚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除此之外，还与天禄阁、石渠阁有很大的关系。
天禄阁，坐落于西汉未央宫西北部的一座高坡上。东距天禄阁米的便是石渠阁，因其阁下有石砌渠道导水而得名，同样是高台殿阁建筑，但规模要比天禄阁大。天禄、石渠两阁，同处一条直线，东西相对而立，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档案馆和图书馆。
天禄阁、石渠阁能够建立，汉代开国元勋萧何可谓功不可没。秦始皇虽然“焚书坑儒”，但却统一了文字，建立了法制律令，保存了医术、种植等科技性书籍。公元前年，刘邦入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惟萧何独先入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萧何的做法不仅使得这些重要的书籍档案，幸免于项羽火烧秦都之难，更为日后西汉政府确立恰当的治国方略和律令制度，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参考。“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隘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司马迁在《史记》中对萧何“先收图籍”之功如此评价，足可见其对西汉政权建立的重要性。
为了让这些重要的典籍资料得以保存，汉高祖八年（公元前年），萧何主持督建未央宫时，在前殿的北面，宫殿群的中间位置，主持修建了天禄阁和石渠阁，将自己苦心收集的秦朝的各种图籍档案存放于此。
《三辅黄图·阁》载：“石渠阁，萧何造。其下砻石为渠以导水，若今御沟，因为阁名。所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至于成帝，又于此藏秘书焉。”
《汉宫殿疏》载：“天禄、麒麟阁，萧何造，以藏秘书贤才也”。
《后汉书》载：“又有天禄石渠，典籍之府”。由此可见，石渠阁、天禄阁既是汉代的中央档案库，也是皇家藏书阁，是群儒校勘经籍从事著述的处所。经过几代帝王的努力，到汉武帝时，藏于两阁中的书籍已达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这些丰富的档案典籍为司马迁撰写《史记》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公元前年，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接任太史令。太史令是记载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的官员。根据阁藏史料，结合自己的游历考察，以及父亲收集的材料，司马迁潜心缀集《太史公书》（即后来的《史记》）。
可是出人意料的是，公元前年，司马迁突然放下手头的工作，与众臣提议造汉历。这既是分内工作职责之事，也是使命所在，不仅实现了司马氏“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光耀祖宗，而且还实现了孔子“行夏之时”的理想，而自由出入两阁的查阅资料，更是为撰写《史记》打下了坚实基础。
修订完《太初历》后，司马迁终于静下心来继续编纂《太史公书》了。虽然没有官方授予，但司马迁仍激情高涨，斗志昂扬。而那些尘封于两阁史书典籍中的明主贤君忠臣义士，谄媚奸佞邪恶之徒，以及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如波涛汹涌般，让司马迁丝毫不敢懈怠，奋笔疾书，即使遭受宫刑，也在所不惜。
就在身心遭受着极大的摧残中，司马迁依靠着两阁藏书及档案，忍辱含垢，于三千年历史中，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完成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详实记录了上古时期我国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
在这长达十四年的撰写过程中，如果没有两阁中的史料支撑和精神抚慰，不知司马迁的《史记》还需多久方能完成。只可惜，新莽地皇四年（公元43年），未央宫遭遇火烧三日，两阁建筑及藏书也付之一炬，如今只留下两处高大台基，讲述着曾经的辉煌。
历史可以湮没一切，但文化却永远是光亮的。高大的天禄阁、石渠阁已经尘封于历史之中，但司马迁的《史记》却传留了下来，并彪炳史册，光照千秋。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