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文理学院教授佘德余先生提出“《水浒传》的作者可能是杨维桢”，这为深入研究《水浒传》作者打开了广阔的天地。近年来，围绕佘德余教授的观点，诸暨、萧山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此，浙江水浒研究会一致认为：《水浒传》是一部累积型作品，水浒小说由多个作者加工而成，“钱塘施耐庵”是以杨维桢为中心的集体笔名。这既是一个研究成果，也是一个研究方向。
笔者在没有研究杨维桢之前，认定杨维桢不可能是施耐庵。为了“批判”佘德余教授的观点，我开始研究杨维桢，并默默踏上了“寻施”之路，结果竟南辕北辙，出尔反尔，笔者不仅认同了佘教授的观点，还撰写了《寻找施耐庵》《杨维桢与水浒》两本小书。在研究杨维桢的同时，又接触了一些元人笔记，于是有了更加令人欣喜的发现。
以杨维桢为中心的“浙派”小说作家群
元末，东南沿海经济发达，但由于社会动荡，多数作家选择到松江避乱。杨维桢于年移居松江后，“吴越诸公多归之”，故他一直居“文坛盟主”的地位。在此期间，杨维桢通过与作家的交游，或门生的传承影响，一些有助政教的笔记小说悄然兴起。
至正年间，在松江，在杨维桢周围，形成了“浙派”笔记小说作家群，代表人物有：杨瑀（钱塘人）、陶宗仪（黄岩人）、姚同寿（睦州人）、夏伯和（松江人）、郑元祐（遂昌人）、瞿佑（钱塘人）等。这些作家虽避居松江，但基本来自浙江，他们与杨维桢有密切的交往。杨维桢以文坛领袖的身份，促成了笔记小说流派的形成，笔记小说作家群的创作，也实践了杨维桢“补史”的小说观，彼此相互标榜，呈现出某些共同的特征。
杨瑀《山居新语》。杨维桢为杨瑀的《山居新话》写过序言。杨维桢在序言中回顾了小说的发展历程，肯定小说与经史一样“羽翼世教”。杨瑀在《山居新话》跋中说：“不敢饰于文者，欲使后之览者便于通晓，抑且为他日有补于信史之一助尔。”这其实就是杨维桢的小说观。杨维桢与杨瑀交情很深，杨瑀死后，杨维桢还作《元故中奉大夫浙东尉杨公神道碑》。
陶宗仪《说郛》。陶宗仪对文坛领袖杨维桢充满了景仰之意，杨维桢《白云漫士陶君墓志铭》叙述陶宗仪拜请杨维桢撰写墓志铭一事：“陶孝子宗仪……泣而曰：‘……先生名能文，言又足信万古，敢以墓。’辞不获。”其中“先生名能文，言又足信万古”，可以看出杨维桢在元末文坛的声望。杨维桢重史的小说观对陶宗仪是有所触动的，“著者必托之名能文家”，为使自己的《说郭》流传，陶宗仪请杨维桢写了序言。杨维桢建议陶宗仪以“五经”以“郛”众说，要突出主题思想。
姚同寿《乐郊私语》。姚同寿在《乐郊新语》自序中点明了与杨维桢的交游对其创作的影响：“既而与新故知交若云间杨廉夫，嘉和贝廷臣、潘泽民、张子晦，本州杨友直，时于春林夏泽寻讨旧迹，遣拨旅怀，凡耳目之所睹记，有触于中，辄为条载，数年不觉丛聚成帙。”可见《乐郊私语》一书的内容来源于作者与杨维桢等一批友人的交游言谈，这些友人包括杨维桢的同辈以及门生晚辈（如贝琼等），正是通过交游，耳之所闻，目之所睹，有所感而写作了《乐郊私语》。杨维桢对《乐郊私语》的影响还突出表现在该书的结构体例上。“书附杨铁崖所作其兄大年椿寿墓志铭，盖欲藉此书以传人也。”（清人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乐郊私语》）姚氏借杨维桢的声望来抬高品的用意非常明显。
夏伯和《青楼集》。《青楼集》离不开杨维桢的影响。据元明间《录鬼薄续编》记载，夏庭芝与杨维桢的关系非常密切，“夏伯和……有《青楼集》行于世。杨廉夫，其西宾也。世以孔北海、陈孟公拟之。”杨维桢曾在夏伯和家做过塾师。《铁崖诗集》载有杨维桢《题夏伯和自悦手卷》诗，其中有句：“我亦挂冠神武去，草堂归扣五云关。”可见二人生活情致的相互关联。事实上，只有“挂冠神武”，放弃传统束缚，才能更容易正视小说，投入到通俗文学的创作中去，也才能有勇气为艺人作传。为《青楼集》作序言的邾经和张鸣善也均为杨维桢的文友。
瞿佑《剪灯新话》。《剪灯新话》是一部传奇小说集。主要叙述灵怪、艳情之类的故事。作者抱有明确的“劝善惩恶”目的。明初传奇小说《剪灯新话》的问世是明代传奇小说复苏的标志。瞿佑杨维桢最得意的门生之一。其时，年方14岁的瞿佑见到杨维桢的《香奁八题》，即席奉和，受到杨维桢的赏识。杨维桢对少年瞿佑有栽培提携之恩，瞿佑兼容并包的文学观念离不开文坛领袖杨维桢的诱导，尤其是杨维桢的传奇小说观念和他对俗文学的态度鼓励了瞿佑，使瞿佑不以创作小说为耻。《剪灯新话》中的对人的本能的肯定和颂扬动人的爱情与杨维桢言行的影响密切相关。另外，杨维桢对瞿佑词才的赞扬促进了《剪灯新话》炫耀才学、穿插诗词特点的形成。
列举以上，是为了用事实证明，以杨维桢为中心的钱塘作家群，客观地存在于元末的松江，这些人各有作品诞生，那么位居“盟主”的杨维桢呢？如果没有自己的亲身实践，杨维桢何以用理论指导？这就是笔者在《那时第一个有才的是杨维桢》一文中提到的“别有本”，即杨维桢在《有宝志》中提到的“有投千金购其文为己，又却金而文亦委与之”的那部“文”。
《南村辍耕录》里的“水浒”元素
阅读元人笔记，意外发现了许多“水浒”元素，这些元素甚至与水浒小说的情节惊人相似，它们成为水浒小说创作时的第一手素材。以陶宗仪的《南村辍村录》和孔齐的《至正直记》为例。
《南村辍耕录》，元末明初人陶宗仪著。陶宗仪，字九成，号南村，浙江黄岩人。学识渊博，明洪武中曾任教官。元末避乱隐居松江农村，耕读之余，有所感受，即随手札记于树叶上，贮于罐中，后由其门生整理成书，共30卷，条，20余万字。记载了元代社会的掌故、典章、文物及天文历算、地理气象、社会风俗、小说诗词等。此书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都很高，是研究元史的重要史料。那么，它当然也是研究水浒的重要史料。
◎扶箕诗“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此扶箕语，验之今日，果然。
扶乩，是中国民间信仰的一种占卜方法。术士制作丁字形木架，将木架放在沙盘上，由两人各以食指分扶横木两端，依法请神，木架的下垂部分即在沙上画成文字，作为神的启示，或与人唱和，或示人吉凶，或与人处方。诗中的“天遣魔军”，岂不是水浒第一回“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的写照？水浒小说虽有开场诗，但如果用这首扶箕诗替代，小说的主题更加凸显，因为它是梁山将的使命、命运的高度概括。陶宗仪说“验之今日，果然”，说明水浒小说所展现的时代背景正是元末。
◎志怪至正乙未正月廿三日，日入时，平江在城，忽望东南方，军声且渐近。惊走觇视，他无所有，但见黑云一族，中仿佛皆类人马，而前后火光若灯烛者，莫知其算。迤滥由西北方而没。惟葑门至齐门居民屋脊龙腰悉揭去，屋内床榻屏风俱仆，醋坊桥董家杂物铺失白米十余石，酱一缸，不知置之何地。此等怪事，竟不可晓。
◎军前请法师谢景阳居松江北郭，结坛于家，行召鬼法。至正十一年，官兵下海剿捕方国珍，传云贼中有人能呼召风雨，必得破其法者，乃可擒讨。千户也先等遂以谢荐，总兵官给传致请。省扎有云：“参裁军事，必访异人既达天时，其为世用。”时知府王克敏廉介端严，有声于时，不得已亲造其庐。起赴军前，其术一无所验，自后全军败衄。吁！宰臣统大兵数十万，剿除草窃，如拉朽耳。而乃延一方土，则其机略安在哉？
这是陶宗仪的实录，如果删去时间地点，这个“黑云一族，中仿佛皆类人马”之怪，俨然就是公孙胜的道法与阵法。第六十回《公孙胜芒砀山降魔，晁天王曾头市中箭》中有类似的描写：“原来公孙胜在高埠处看了，已先拔出那松文古定剑来，口中念动咒语，喝声道：‘疾！’将那风尽随着项充、李衮脚跟边乱卷。两个在阵中，只见天昏地暗，日色无光，四边并不见一个军马，一望都是黑气。后面跟的都不见了。”第七十九回《刘唐放火烧战船，宋江两败高太尉》中有“顷刻黑云覆地，红日无光”的描写，第八十七回《宋公明大战幽州，呼延灼力擒番将》中有“四边都无门路，内藏八八六十四队兵马”、“只见千团火块，万缕红霞，就地面滚，并不见个军马”、“却转过北门来，又见黑气遮天，乌云蔽日，伸手不见掌，如黑暗地狱相似”的描写。原来水浒的道法与阵法，竟出现在元代至正乙未（）的平江（今苏州）。而“军前请法师”，则是水浒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场景。
◎兽医世以疗马者曰兽医，疗牛者曰牛医。《周礼·天官·冢宰篇》：“痼医，下士八人。”注：“兽，牛马之属。”按此，则疗牛者亦当曰兽医矣。
“世以疗马者曰兽医”，这为水浒小说中的皇甫端作了一个恰当的注释。皇甫端医道高明，诊治马病，手到病除。他上梁山后，梁山马军更加强壮，为梁山军建立马队立下功劳。由于皇甫端贡献较大，排梁山第五十七条好汉，天罡地煞星号为“地兽星”，职务为“掌管专攻医兽一应马匹”。
◎想肉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妇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两缸间，外逼以火，或於铁架上生炙。或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乘夹袋中，入巨锅活煮。或刲作事件而淹之。或男子则止断其双腿，妇女则特剜其两乳，酷毒万状，不可具言。总名曰“想肉”，以为食之而使人想之也。此与唐初朱粲以人为粮，置捣磨寨，谓啖醉人如食糟豚者无异，固在所不足论……
吃人的事，在淮右军人中盛行，还美其名曰“想肉”，这为水浒小说梁山好汉的“不平人杀不平人”提供了事实依据。杨维桢在《中山盗录》中写了盗贼的故事，一帮强盗对贪官污吏“刲指”“啖肉”“散财”“焚室”“杀人”“放火”，其凶残手段正是现实的真实写照，故梁山好汉的剖腹割心、杀人放火等细节取材于真实的生活。
◎古刻至正壬辰春，城平江，于古城基内掘得一碑。其文云：“三十六，十八子。寅卯年，至辰巳。合收张翼同为利。不在常，不在扬，切须款款细思量。且卜水，莫问米，浮图倒地莫扶起。修古岸，重开河，军民拍手笑可呵。日出屋东头，鲤鱼山上游。星从月里过，会在午年头。”右不晓所言何事，姑识之。或者以为三十六，四九也。张翼，巳竿之交也。今张太尉第行九四，而同首乱者适十八人也。岂其然与。（此事在《至正直记》中亦有记载）
这不就是水浒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中描写的镜头吗？无非是碑文内容不同而已。“三十六，十八子”在水浒小说中成了“前面有天书三十六行，皆是天罡星；背后也有天书七十二行，皆是地煞星”。
◎九姑玄女课吴楚之地，村巫野叟及妇人女子辈，多能卜“九姑课”。其法：折草九茎，屈之为十八，握作一束，祝而呵之，两两相结，止留两端。已而抖开，以占休咎；若续成一条者，名曰黄龙傥仙；又穿一圈者，名曰仙人上马圈；不穿者，名曰蟢窠落地。皆吉兆也。或纷错无绪，不可分理，则凶矣。又一法曰“九天玄女课”。其法：折草一把，不计茎数多寡，苟用算筹亦可。两手随意分之，左手在上，竖放。右手在下，横放。以三除之，不及者，为卦。一竖一横曰大阳，二竖一横曰灵通，二竖二横曰老君，二竖三横曰太吴，三竖一横曰洪石，三竖三横曰祥云，皆吉兆也。一竖二横曰太阴，一竖三横曰悬崖，三竖三横曰阴中，皆凶兆也。愚意俗谓九姑，岂即九天玄女欤？《离骚经》云：“索璚茅以筵篿兮，命灵氛为余卜。”注曰：“璚茅，灵草也。筵篿，小破竹也。楚人名结草折竹以卜曰篿。”据此。则亦有所本矣。
水浒小说中，宋江碰到的“九天玄女”，这个专用名字竟明白无误地在记载在这里。九天玄女课，也叫九姑课，是一种折草占卜游戏，可卜吉凶。水浒小说设置宋江碰到九天玄女，却原来是让宋江逢凶化吉，而逢凶化吉的出典就在这则史料中。宋江两次见到了九天玄女，一次是为逃避官兵抓捕，他慌不择路来到了还道村，躲入一座破庙中，碰到了九天玄女，九天玄女授予宋江三卷天书，让他替天行道，去邪归正。第二次是宋江征大辽，契丹人摆下天门阵，无法破阵之时，宋江又一次见到九天玄女，那九天玄女告诉了宋江破阵之法。
◎花山贼中原红寇未起时，花山贼毕四等仅三十六人，内一妇女尤勇捷。聚集茅山一道宫，纵横出没，略无忌惮，始终三月余。三省拨兵，不能收捕，杀伤官军无数。朝廷召募鹾徒朱、陈，率其党与，一鼓而擒之。从此天下之人视官军为无用。不三五年，自河以南，盗贼充斥，其数也夫。
这则史料，说到“花山”，让人想到水浒里的桃花山；说到毕四等强盗三十六人，自然与水浒“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相契合；说到“内一妇女尤勇捷”，更令人想到梁山好汉里的女性顾大嫂、孙二娘；而“官军无用”，更是水浒官兵捕盗无能的真实写照。这一定是水浒小说的原型，甚至它也称得上是水浒小说最简版的写作提纲。
《至正直记》里的“水浒”元素
《至正直记》，又名《静斋至正直记》《静斋类稿》，元孔齐撰，四卷。孔齐，字行素，号静斋，别号阙里外史，山东曲阜人，生卒年代不详。《至正直记》是作者避兵四明（今浙江宁波）时写的一部见闻杂记，内容包括当时政治、经济状况，器物制作情况，文学、艺术成就和当时的人文社会习俗，是一部很有资料价值的笔记。它里面出现的诸多“水浒”元素，证明水浒小说所描写的是“南水浒”而不是“北水浒”。
◎僧道之患宋淳熙中，南丰黄光大行甫所编《积善录》云：“僧道不可入宅院，犹鼠雀之不可入仓廪。鼠雀入仓廪，未有不食谷粟者；僧道入宅院，未有不为乱行者。”此足为确论。予尝见溧阳至正间新昌村房姓者，素豪于里，茔墓建庵，命僧主之。后其妇女皆通于僧，恶丑万状，贻耻乡党。盖世俗信浮屠教，度僧为义子，往往皆称义父义母，师兄弟姊妹之属，所以情熟易狎，渐起口心，未有不为污乱者。或妇女辈始无邪僻之念，则僧为异姓，久而本然之恶呈露，亦终为之诱矣。浙东西大家，至今坟墓皆有庵舍，或僧或道主之。岁时往复，至于升堂入室，不美之事，容或多矣。戒之，戒之！
这里说的，不就是潘巧云与和尚裴如海有染一事吗？原来生活中确有其事，不仅发生于宋淳熙年间，而且元至正间更见僧道之患。元代浙东浙西的大户人家“度僧为义子，往往皆称义父义母，师兄弟姊妹之属，所以情熟易狎，渐起口心，未有不为污乱者”，这与水浒小说中对潘巧云与裴如海的描写的完全一致。裴如海法名海公，本是裴家绒线铺里小官人，后来出家在报恩寺中，曾拜潘巧云父做干爷，比潘巧云长两岁，以兄妹相称，因为“岁时往复，至于升堂入室”，故与潘巧云发生了“不美之事”，裴如海与潘巧云有奸情后，嫌石秀碍眼，因此诬陷石秀，后被石秀所杀。这简直就是元末“僧道之患”的实录。
◎奸僧见杀奸邪之人不可交接。苟不得已，则当敬而远之，不然轻则招谤，重则贻祸不小。尝闻一某官，平日自任以辟异端为事，凡僧道流皆数耻辱之。所居近有一寺，寺僧多富贵者，一僧尤甚奸侠，某官尝薄之。一日，某官出外，其僧盛服过其门，惟见某官之妻倚门买鱼菜之类，盖尝习惯也。适雨霁，僧乃诈跌仆污衣，且佯笑而起。某官之妻偶亦付之一笑，僧遂向前求水洗濯。明日，馈以殽核数品，相馈某官之妻。初不肯受，以谓未尝相识，且无故也。僧但曰感谢濯衣之恩，强掷而去。某官归，余殽未尽，问其故，惟怒其妻之不谨，亦未以为疑也。一日，潜使人以僧鞋置于某官厅次侧房，适见之，怒其妻有外事，遂逐去。且僧数有奸计，某官益愈疑之矣。此僧闻之，即卷资囊，一夕避去，莫知所之。其妇归母家，依兄而居年余，不能受清苦。此僧已长发为俗商矣，夤缘成姻，其妇初不知也。逾三年，已生二子。一夜月明，夫妇对酌浅斟，其夫问其妻曰：“尔可认得我否？”妻曰：“成亲三载，何不认得耶？”夫曰：“我与你今日团圞，岂是易事，费多少心机耳！”其妻问故，夫曰：“我便是向日污衣之僧也。”备述前计。其妻即佯言曰：“因缘却是如此，乃前世之分定也。”遂再饮。大醉后，其妻操刃刺杀其夫并二子，明日自赴有司陈罪。官不能决，系狱者一年。忽朝廷遣官分道决狱，见之，乃壮其事而释之。后与前夫某官复相见，其妇曰：“我所以与你报奸人之仇而明此心者也。今既失节，即不可同处。”乃筑室某山，夫妇各异居云。二十余年前事也。
这个奸僧，何尝不是水浒里的裴如海？这个倚门买鱼菜的某官之妻，不就是设摊买肉的潘巧云吗？这个“凡僧道流皆数耻辱之”的某官，不就是潘巧云的丈夫杨雄吗？只不过水浒小说灵活处理了上述素材，为了突出“僧患之道”，为了逼杨雄、石秀上梁山，就设计潘巧云与僧人通奸，将原型中的“妻杀奸僧”变成了杨雄杀奸僧与奸妻。以上同一笔记里的出现的两则史料，写的都是僧人，“僧道之患”是因，“奸僧见杀”是果，说明元代不缺奸僧形象，这为水浒取材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能能将小说写得绘声绘色。
◎义雁溧阳同知州事保寿，字庆长，伟元人，寓常州。尝陪所亲某人从车驾往上都，回途中遇二雁，射其一。至暮，行二十余里，宿于账房，其生雁飞逐悲鸣于空中，保寿及所亲皆伤感思家之念，不忍食之。明日早起，以死雁掷去。生雁随而飞落，转觉悲呼，若相问慰之状，久不能去。其人遂瘗之。时庚寅秋九月。与予谈及此，已十年前事也。因思元遗山先生有《雁冢词》，正与此同，乃知雁之有义，人所不及。故谚云：“雁孤一世，鹤孤三年，鹊孤一周。”时所以亲迎奠雁者，岂无意乎？
“义雁”也进入了水浒小说，在第一百十回《燕青秋林渡射雁，宋江东京城献俘》：“那山泉石佳丽，宋江在马上遥看山景，仰观天上，见空中数行塞，不依次序，高低乱飞，都有惊鸣之意。宋江见了，心疑作怪；又听的前军喝采，使人去问缘由，飞马回报，原来是‘浪子’燕青，初学弓箭，向空中射，箭箭不空。却须臾之间，射下十数只鸿，因此诸将惊讶不已。宋江有感于心，赞扬雁为仁义智信五德俱备之禽，不该射之，并因此而郁郁不乐，深有所感。在马上口占诗一首：山岭崎岖水渺茫，横空雁阵两三行。忽然失却双飞伴，月冷风清也断肠。埋怨燕青，命其今后不可害此礼义之禽。”
◎鄞县侏儒鄞县大松场滨海民某者，侏儒之甚，且戆騃。娶妻有姿色，不乐与夫妇同处，遂私通于某。既不称其淫欲，又通于某。一日，此妇语之曰：“某者来，不能拒绝之，不若杀之可也。”后奸者即伺前奸者闲行，扑杀于海。未几，此妇复语之曰：“尚有亲夫在，或能知之，奈何？当复杀之。”后奸者于是杀其亲夫于海，然后请于里之大姓潘氏，遂为夫妇。闻者莫不以为大恨。予寓东湖，有叶氏子备言其详，因记于此，以俟贤宰县者至，当白之，以正其罪，戒后之为恶者云。
这不就是潘金莲毒死武植的故事原型吗？鄞县侏儒遭奸夫杀害，而水浒小说则将之处理成潘金莲毒死丈夫。鄞县奸夫请示里中大姓潘氏，最后与奸妇结为夫妻，水浒小说创作时便以里之大姓潘，取奸妇名曰“潘金莲”，原来潘金莲姓潘是这么来的。
◎平江筑城平江始筑城时，某处城数丈，筑而陷者三。于是深掘其地，偶得一石，方广三尺，刻云“三十六，十八子，寅卯年，至辰巳，合修张掖同音例。国不祥，不在常，不在洋，必须款款细思量。耳卜水，莫愁米，浮屠倒地莫扶起。修古岸，重开河，军民拍手笑呵阿。日出屋东头，鲤鱼山上游。星从月里过，会在午年头。”末行云“唐癸丑三月三日立”。时至正辛卯秋冬之间，民相传诵，竟不晓其谶。至丙申春城陷，张九四据之，明年秋纳款，始有人云：“张起谋时止十八人，若火、周、李、严等也。”又测“鲤鱼山上游”者，高邮也。“星从月里过”者，横舟也。“三十六”者，四九三十六也。皆未尽详明其意，亦未知应在何事也。“开河”之说，却是贾鲁平章为之，天下遂乱。“浮屠倒地”者，自乱后寺观皆废，僧徒遁去，以置军寨。此二事颇相应。常记杜清碧先生在杭城，时至正癸未岁，忽言天下不久当筑城，筑城后自此多事，南人多得大官，但恐得官时五更鸡叫天将明，无多时光也，自后皆验。杜公，临江人，寓武夷，善阴阳术数之学，长于天文地理，但心术未正，弄黄白左道，识者鄙之；尤好博古，能篆隶，予尝从其问地理法。又杭城国初尝有术者言：“此地当变荆棘，在八十年后。”今果如其术者云。
平江筑城，掘地见碑，此事发生于至正辛卯（）年秋冬之际。这件事在两个元人笔记里出现，说明其影响之大、其传播之广。水浒小说不仅选用了平江掘地见碑的奇事，而且还选用了至正丙申（）张九四（即张士诚）起义之事。张士诚占据平江后，人们猛然醒悟，原来当初挖掘的石碑上早有预示，所谓的“三十六”，不就是张士诚吗（张九四，九四相乘得三十六）。张士诚起义只有十八个人，而水浒小说则将之扩充成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水浒研究早有定论，认为方腊起义取材于张士诚起义，那么这则史料更是一个取材史实的铁证。地下埋石与张士诚均出现在水浒小说中，这绝对不是巧合。
◎水向西流凡城郭水向西流者，主居人多无义寡恩。又水不通江湖者，主不产清奇之物。金陵人多薄情，秦淮河西流也。京口人多不富且浊，水不通流也。湖州多窃盗，水散漫也。盖山深处则民厚而实，水泛处则民薄而顽。风水之说，信不诬矣。
◎浙西谚浙西谚云：“年年防火起，夜夜防贼来。”盖地势低下，滨湖多盗，常有此患。此语亦好令人儆戒无虞也。至于为学检身者，亦然。
这两条解释了“水浒”的由来。梁山将的，在朝廷看来均是盗贼，所以水浒小说在设置情节时，便将他们放在“水散漫”之处，放在地势低下的“滨湖”（湖边），这既契合梁山好汉的身份，也便于实景描写吴越两山（吴国的山和越国的山，统称“吴越两山”，杨维桢曾为萧山知县尹本中作《吴越两山亭记》）与吴越水泊，故水浒小说所描写的梁山泊，实际上是浙东、浙西的湖泊，包括太湖、西湖、钱塘江、白塔湖等等。水浒小说中出现了梁山好汉唱“湖州歌”的情节，亦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