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留给后世的作品并不多，一部《史记》，一篇《悲士不遇赋》，还有一封写给好友任安的《报任少卿书》。他把所有的史学才华和文章天赋都融汇在《史记》中，而把生平所有的情感都凝聚抒发在《悲士不遇赋》和《报任少卿书》中了。
司马迁生平写过八篇重要赋作，流传于后世的仅有一篇《悲士不遇赋》。“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感情饱满而充满锋芒，司马迁的个人性格可见一斑，但毕竟短短的诗赋只能抒情，难于叙事，所以要了解最真实的太史公，看《史记》之前最好先读读这篇不足三千字的《报任少卿书》。
《报任少卿书》是司马迁送给好友任安的临终自白
汉武帝晚年，发生了一起重大的宫廷政变，史称“巫蛊之祸”，当时的太子刘据受到牵连，惊惧之下起兵诛杀陷害自己的大臣，并与朝廷官军在长安城发生了直接的军事对抗。当时任安是北军使者护军，负责监理京城禁卫军的一支，太子曾下令让他发兵，任安并未没有听从太子指令，但也没有出兵阻止，任安身边一个与其有私仇的小吏添油加醋的向汉武帝报告了任安的行为，武帝勃然大怒。
武帝曰：“是老吏也，见兵事起，欲坐观成败，见胜者欲合从之，有两心。安有当死之罪甚觽，吾常活之，今怀诈，有不忠之心。”——《史记.田叔列传》
汉武帝认为任安是官场的老油条，看到太子起兵，想要坐观成败，心怀二心，而任安早就有很多死罪，武帝都有意赦免了，现在内怀奸诈，有不忠之心。于是汉武帝将任安下放牢狱之中，论罪当处腰斩。
就在任安临刑之前，司马迁给任安回了这封信。
有人说司马迁写《报任少卿书》是因为牢狱中的任安给他写信，希望司马迁能给自己求情活命，而已经因为替李陵申辩而被汉武帝除以腐刑的司马迁，也再不敢重蹈覆辙，所以写了这封回信，纯粹是为了婉拒任安的请求。
如果这么说，那就太小看太史公的为人了。实际上《报任少卿书》虽然是封回信，回的却是任安几年前写给司马迁的信，而不是狱中发出的求情信。《汉书.司马迁传》中明确记载，“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迁书”，任安是在司马迁灾祸后写的信，而在《报任少卿书》中司马迁也提到了回信较晚的原因：
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雍，恐卒然不可为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阙然久不报，幸勿为过。
“本该及时给你回信，但刚好陪同皇上东巡，还有一些私事，没有找到时机回复。现在你遭遇横祸，再过一个月就临近十二月了，很快我又要跟随皇帝去雍县，所以再不回信可能就来不及了，所以特意向你抒发心中真情实感让你知道，以免留下终生遗憾。”
由此看出，本书绝不是司马迁的婉拒之信，而是在好友临死之前，司马迁最后的真情自白。
什么是最大的悲剧？就是把一个才华横溢的慷慨之士投入脏水污泥之中
身受宫刑，这对司马迁而言可以说是最大的侮辱，要远比杀了他更让他愤懑痛苦。
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
仁智礼仪信，这是司马迁认为“士”应该具备的基本品格，是成为君子的必要条件，而最大的耻辱，莫过于遭受宫刑。此一刑罚，让司马迁失去了所有成为理想中的士大夫的机会。博古通今的司马迁举了三个阉人的例子，来表达世人对阉人的鄙视由来已久，也反映出他内心无比的耻辱感和自卑心。
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袁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而况于慷慨之士乎！
就算是平常的普通人，一旦事情与宦官有关，没有不耻笑的，何况“慷慨之士”呢？
如果司马迁只是个平凡的民间百姓，他不会感受到如此巨大的内心痛苦，但他偏偏学贯古今，才华横溢，一番凌然青云之心，身遭卑微低贱之祸，就如璞玉落入藩溷，高士幽于粪土，此时求死，实在大大易于求生。
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
司马迁说，自己的先辈和自己都是做文史星历之事的，不过是皇上戏弄畜养的倡优之流，被世俗所轻视的，就算是自己被杀，那不过是九牛失去一毛，跟蝼蚁有什么区别？
这番话至今读起来仍让人目涩鼻酸，司马迁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若死了，反倒可以躲开无时不在的内心屈辱，而活着，则注定要与这种卑微自惭之心相伴终生。
但是，司马迁还是选择活了下来。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不愿选择鸿毛之死
就像司马迁所说，如果此时他真的选择死亡，那真的是“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
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司马迁的生命因为遭受腐刑反而变得纯粹，那就是要让文采表于后世，完成先人和自己的毕生理想——《史记》。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就跟司马迁所列举的古人典籍一样，《史记》也是他用生命完成的发愤之作。如果细读《史记》，你会处处看看司马迁不可磨灭的悲剧情怀和个人表达。
自古成王败寇，被汉高祖刘邦打败的项羽从来没有称帝，却被列入本纪与天子并列，项羽也被写成令后世倾慕的悲剧大英雄，刘邦在他的对比下反倒是一个十足的奸猾小人；而在《屈原列传》中，司马迁说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却被小人陷害，“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用此语来说《离骚》的创作原因，可不就是司马迁现实遭遇的真实写照吗？
我相信，在《史记》的创作过程中司马迁一定是酣畅淋漓的，他不再是身处粪土之中的卑贱之人，而成了穿越古今三千年的太史公，他可以附身于任何一个历史人物之上，或是用项羽的悲剧来表达自己的愤懑，或是写屈原的委屈来抒发自己的胸臆，或是用一个个王侯将相的命运来书写生命之无常，或是用一代代王朝兴衰去诠释悲剧的力量。
而正因为用这样深邃而浓烈的感情去创作，《史记》才能超越一般的史书，成为“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