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学创作与时代有着紧密的联系。战国与魏晋时期间隔四五百年，是中国历史上两个极其动荡混乱的时代。当此之时，战祸连年，政局变幻波诡云谲；然而历史上的动荡时代亦往往是思想飞速发展的时代。战国与魏晋时期，社会思想挣脱了前代禁锢的枷锁得以解放，呈现出空前的活跃与自由。
魏晋之时，文学开始走向自觉，又因同为动乱中人,所以此时文人对屈原形成了不同于前代的理解，并在多方面对屈原予以接受。处于魏晋之时的嵇康在文学创作中对屈原之所以有如此全面而深刻的接受，与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当时文人名士群体对屈原的推崇和学习密不可分。
一、社会原因
嵇康创作对屈原的接受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嵇康与屈原都是生长于征伐混战年代中的人。动荡的时局是他们创作的素材，亦是促使他们创作的动力。他们性格的形成受社会背景的影响，而相似的社会背景亦促进了嵇康对屈原的全面接受。
硝烟弥漫的战国社会。屈原一生所处的时代环境。大国之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其变幻波诡云谲。唯一不变的是各国之间从未停止过兼并和扩张的努力。在秦、楚等大国互相征伐的过程中，周围的韩、燕等中原国家以及周边的少数民族或乘机以窃地，或公开以挑衅。
谋臣智士纷纷为各诸侯出谋献策，帮助他们运筹帷幄，一刻不曾消歇。战国时的人才流动非常频繁，而且没有明显的家国概念。例如卫国人吴起来到魏国，帮助魏国实现了强大，后又前往楚国，帮助其“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使楚国在兼并战争中实现强大。
又如本是魏公族出身的张仪，因在楚国游说楚王未成，故入秦游说秦王，并成为秦国之相；还有在秦国实行变法的卫国人商鞅。在战国时代，吴起与商鞅都属于士的行列。白奚先生曾对“士”评价道：“谁优礼士，士就为谁所用，谁给士高官厚禄，士就为谁效力，哪里有实现理想和抱负的机会，士就奔向哪里。”
他们往来于诸侯之间，奔走于卿相之门，所到之处，无不引起列国政治舞台的风云变幻，使得战国时期的政局波诡云谲。不仅如此，因为合纵连横形势的需要，各国之间为了互相争取合作，曾一度流行交换相国的做法。
例如公元前年，秦为了争取赵的合作，就令赵大臣乐池为相。魏为了争取齐的合作，令齐国孟尝君为相。郭预衡先生曾道：“其时七国并争，诸侯割据，人才尽可自由流动。”当时，具备才能与德行的贤人广受各国诸侯欢迎，无论是朝秦暮楚之人还是楚才晋用，都是那个时代司空见惯的事情。
屈原亦曾借灵氛之口自我开解道：“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离骚》）战国时期的士人没有明显的家国观念，哪里有施展本事的机会，他们就可以自由地前往。
屈原对此或有不满，他在《离骚》中多次写道：“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固时俗之流从兮，又孰能无变化？”其口吻似有失望无奈之意。
屈原的表现和众人非常不同。他坚定的自明心志道：“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九章·涉江》）“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九章·怀沙》）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动摇屈原的志向。
楚国既不能容他，他却宁死不离楚国。博闻强识、充满智慧与才干的屈原本可以在硝烟弥漫、锣鼓喧天的战国社会大显身手，成就一番伟业。然而屈原具有高尚的品格与操守，他不甘像众人一样随波逐流，而终以金石之性独止于变易不居的社会大潮中。
尔虞我诈的魏晋时期。和战国一样，整个魏晋时期几乎没有多少安宁的时候。尤其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氏大开杀戒。“杀风一开，而动辄诛戮。杀机一动，而不可遏止。”无论是杀还是被杀，都没有客观正当甚至合理的理由，正所谓“人命之贱，贱于草木。”当时的文人名士几乎无一得以善终。
即便如此，身处其中的人仍视这种现象为理所当然而无动于衷，没有想要结束这种悲剧局面的行动和意向。所以牟先生对此说道：“知识分子之浑噩无心，无客观意识，无客观理想，无过于此。”嵇康正是成长于这种黑暗恐怖的政治环境中。嵇康生于年，此时正是魏曹丕黄初五年；卒于年，即陈留王曹奂景元四年。
嵇康初生之时虽然已经结束了建安时代董卓、袁绍、刘表、曹操等各路军阀互相混战的时代，三国鼎立的局势形成；但此时三国之间的交战和各国内部的叛乱和动荡并未休止。不仅如此，在曹魏国内，魏明帝不顾民生疾苦而大兴宫室，发动上至公卿下至学生共同建立宫殿楼阁。
魏明帝贪图逸乐的行为致使人民劳瘁，耽误农时。朝廷重臣如曹爽、何晏等人大权独揽、恣意妄为，不仅擅自调动皇家禁军为己所用，更在朝廷之上广树亲党，图危社稷。曹魏政权内部的腐化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将曹爽之属一网打尽，皆夷三族。
自此之后，大权悉归司马懿父子。当涂之祚渐衰，而司马氏大开杀戒。魏晋更迭之时，司马氏对外继续着三国以来的混战，对内不断镇压曹魏忠臣的反叛，肃清党羽，消灭异己。乱世的共同特点就是价值观颠倒。屈原所生活的战国，楚国内部的奸佞之臣受到君王的优宠，而正直之士如屈原则被疏远。
嵇康所处的魏晋时代，司马孚和王祥等虚伪狡诈之人显居高位，而忠臣如随曹髦一起出征的王经则被冠以恶名。“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九章·怀沙》）正是屈原与嵇康所处时代特点的诗性表达。
在这样昏暗的社会中，等待他们的必定是现实的偃蹇，由此产生的对社会的批判与揭露以及远游之想都成为他们作品的重要内容。相似的时代背景是嵇康作品在内容方面和屈原一致的重要原因，也是嵇康对屈原接受的前提条件。
二、思想原因
在此所讨论的思想原因与上文的社会原因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战国时期的社会不再讲求三代以来所奉行的礼制，人们得以从禁锢思想的王纲礼教中解脱出来，所以当时社会的包容度很大，统治者对人才的重视也前所未有，这些因素促成了思想领域的大解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盛况于是出现。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乱世，此时的知识分子纷纷从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中吸取养分，或为经世治国之用，或建立自己新的思想。身处魏晋之际的嵇康在创作方面对屈原予以广泛和深刻的接受与他们所处时代的思想解放有着密切关联。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屈原的思想极其复杂，他的作品中既包括儒家的思想，也包括道家的思想，还有法家的思想。历来学者试图将屈原的思想予以归类，但是都不能归为确定的某一家，而只能说屈原是一位思想家。
尤其在《天问》中，屈原流露出大胆的怀疑精神，体现出极为宽阔的视野。这与其身处思想解放的社会风气有重要关系。战国时期，尤其是稷下学宫的建立，各种思想在这里交相辉映，各家思想通过与众多其他思想辩论与交流，广泛借鉴其他思想从而使自己的思想更加坚固与完善。
屈原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必然受到时代思潮与精神的洗礼，从而产生了他所独有的价值观和自成一家的思想。屈原的思想形诸文字，便是他深邃的的作品。所以，屈原的创作与当时百家争鸣、思想解放的社会潮流有着密切关系。
诸子复兴，灭裂杂糅。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也是儒家文化一统独尊形式瓦解，诸子百家再度复兴的时期。西汉武帝时期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因统治者的推崇，所以此后儒术一家独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儒家文化的发展渐渐衰落。
其原因之一正是班固所言：“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涉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藩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然也。”因为统治者的提倡推崇，所以沽名钓誉、营营求生之士皆前赴后继对儒家文化进行钻研，皓首穷经者层出不穷。
以毕生的经历去研究经典中的某一句话。这样的学风与世风致使儒家经典被汉儒解释得琐碎牵强，庸滞枯燥，同时也不利于思想的创新。汉代谶纬之学的盛行造就了社会中严重的迷信之风。史书记载：“汉时，又诏东平王苍正五经章句，皆命从谶。”
汉时，王莽、光武以及其子刘苍等人皆重视谶纬之学，俗儒趋之若鹜地迎合上层统治者的思想，谶纬之风大开。谶纬之风的盛行使先王正典颇杂妖妄，因此孔安国、王充、仲长统等东汉有识之士对汉儒及其所诠释的儒家文化颇为不满。
因这时的政治环境较为稳定，所以思想家们的抗诉也比较温和，他们攥写如《论衡》这样的文论来理性表达自己的思想。但是到了魏晋之际，统治者在对政权尔虞我诈的争夺中露出了种种虚伪卑劣的面目与行径。
他们高举着儒家仁义礼教的大旗却做着与之相反的事情。至此，儒家文化受到了空前绝后最激烈的批判。自西汉以来儒家思想一统的地位终于被动摇，取而代之的是百家思想的复兴。
三、总结
综上所述，战国时期百家思想的形成是彼此相互借鉴交流的结果，魏晋时期复兴的百家思想由于种种原因而被自觉地加以融合从而共同为治国理政之用。屈原与嵇康所形成的复杂的思想既受当时思想潮流的影响，也是自己广闻博取、理性接纳使然。
屈原与嵇康生于相似的社会背景下，适逢相似的思想环境；二人同样具有宽广的眼界和胸怀以及理性思辨的精神，由此他们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杂糅百家而自成一家的丰富浑融的思想。
相似的社会思想背景以及屈原自身的因素：广博的见闻与学识、理性的头脑等，是同样知识渊博，善于理性观察事物的嵇康对屈原进行接受的必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