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诗人，“楚辞”这种诗歌体裁（亦称“骚体”）的创始者，屈原为后世留下了《离骚》、《天问》、《九歌》等一批不朽的壮丽诗篇。如果有谁要组织中国古代诗人排名票选活动，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把“第一”的票投给屈原。至于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苏轼、陆游、李清照一干人等，虽然他们也在诗词创作方面很有成就，但与屈原相比，对不起，我认为只能往后排。
屈原的作品、屈原的精神，是中国文学、中华文明，乃至全人类的宝贵遗产。后世所有的诗人，与屈原的最主要的差距，就是“精神”二字。而这位文学巨擘的非正常死亡，也让古往今来无数后人,包括高官巨贾、文人墨客和草根百姓，为之无尽感慨惋惜。
因为对屈原的怀念，中国才有了精神内涵丰厚的、民众认同度极高的“端午节”，才有了饱含文化意蕴的美食“粽子”，才有了热烈奔放的赛龙舟。韩国人拿“端午节”去搞什么“申遗”，真是太可笑了，典型的小国寡民心态。精神内涵是文化之魂，没有灵魂就不成其为文化。韩国鼓噪申遗的所谓“端午节”，魂又安在？
屈原是怎么死的？当然是投汨罗江自尽而死，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那么，导致他做出投江自沉决定的直接原因又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从前太史公司马迁的说法，是为史学界主流。近些年来，有些不甘寂寞的好事者，又提出了一些关于屈原之死比较另类的说法，比如与楚怀王的“同性恋”说；被二次流放后生活环境落差大、心理严重失衡，难以适应艰苦生活说，等等。这些说法的提出，目的大约是为了博人眼球，不但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反而让人觉得有些浅薄无聊。
关于屈原之死，让我们先来看看太史公司马迁是怎么说的。太史公在《屈原列传》中，是这么记述屈原之死的。
在遭到曾经很赏识信任自己的最高领导第二次流放处分，被发配到楚国南部的荒僻之地以后，屈原的心情很是郁闷不爽。有一天，他独自来到了一条江边，边踟蹰徘徊，边吟诗唱赋。曾经意气风发、气度不凡的他，此时却披头散发，面容憔悴，肤色灰黑，精神很是萎靡不振。
这时，迎面走过来一个捕鱼的老头儿。见到屈原这幅模样，这老头儿就有些不解地问道，“吔，这不是有名的三闾大夫吗？真是难得一见啊。阁下不在都城谋大计、抓大事，跑到我们这穷乡僻壤做什么来了？难不成是微服私访么？”
屈原苦笑着回答，“什么微服私访啊，有个说法叫做‘世人皆浑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懂不懂？就因为这，我便被领导给流放到这里劳动改造来了。”
那老头儿一听，不由恍然大悟，便劝解屈原说，“哦，原来是这样子的啊。我觉得吧，作为真正的圣人贤者来讲，不应该受凡人俗事的束缚，而应该顺应社会的潮流来行事才好。既然整个世道都是浑浊的，那你又为什么不能融入其中，顺势而为之呢？既然众人都是些个醉鬼，为什么你就不能跟着大家一起喝上几杯乐呵乐呵，哪怕是吃上几口酒糟过过瘾呢？何苦特立独行，把自己弄成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以至于被流放到这不毛之地吃苦受罪呢？”
对老头儿的这番高论，屈原很不以为然。他正色道：“我倒是听说有这样一个道理：刚洗过头的人，一定会弹去帽子上的灰土。刚洗过澡的人，一定会抖掉衣服上的浮尘。同理，一个纯粹而高尚的人，怎么肯让自己洁白无瑕的身躯，被污泥浊水所侵染呢？我宁可跳到大江里，去喂鱼虾也无所谓，又岂能甘心让自己高雅纯洁的品格操行，去蒙受世间尘垢的污染呢？”
在进行了这番对话之后，已经对尘世彻底绝望的屈原，提笔赋《怀沙》诗一首，随后抱着一块大石头，跳到汨罗江里自尽以明志了。
太史公描述屈原之死的这个过程，是我根据自己的理解，从《屈原列传》的原文翻译过来的。为了写下这段文字，我查阅了好些关于这段描述的现代汉语译文，感觉要么不太准确到位，要么太过生硬死板不够生动传神。于是，便只好自己动手献拙了。说明一下，为了增加一些可读性，我是意译而非直译。
按照太史公的记述，原本就因为遭受排挤流放、国破家亡而心灰意冷的屈原，精神已经十分脆弱，再被老渔民拿话这么一刺激，心理上就更承受不住了。也就是说，二人之间的对话，成了压垮屈原的最后一根稻草。回家（也可能是在当场）作下《怀沙》一诗之后，屈原一气之下就抱着石头跳了江。
应该承认，太史公的这段描写记述，很生动，很有戏剧性，也很有文艺范儿。因为他的这段文字，是从一首题为《渔父》的楚辞中照搬过来的。除了个别必要的文字加工修饰之外，内容基本没怎么进行改动。这说明，太史公是把《渔父》这首楚辞，当做纯纪实文学作品来看待，并进行了史实化处理了。
在历史上，关于《渔父》的作者问题，历来争论不已。有人认为它是出自屈原之手，也有人认为它是别人假托屈原之名而作。而在认为它是出自屈原之手的人中，太史公当为肇始者。在他看来，这是屈原在投江之前所做的一首自述性质的叙事诗。不然的话，他也不会把其中的主要内容，当做屈原传记的基础素材来使用。
那么，太史公的这种看法，是否正确无误呢？我们不妨从《渔父》这首楚辞所表达的内容，以及传递的相关信息等方面，来做一下简要分析。
在《渔父》的开篇部分写道，有一天，屈原蓬头垢面地踽踽独行于江边，口中念念有词地且行且吟。这时，迎面走来一个老渔民。这老头儿一眼就认出了屈原：“吔，这不是有名的三闾大夫吗（子非三闾大夫欤）？”如果从纯纪实性文字的角度看，这一点就很不合常理。
作为一个离首都那么远的荒僻之地捕鱼人，这老头儿应该是没机会见过屈原本人的。他那句“何故至于斯”的问话，起码传递出了这样一个信息：屈原被流放到此地之后，他们并没有见过面，二人之间不存在一回生二回熟的相识过程。而那时又没有电视新闻、报刊杂志头版头条、手机自媒体之类，虽说曾为国家高级领导干部，屈原也没有机会频频出镜露脸，成为一个电视明星、新闻公知人物什么的，从而为普通民众所熟识。老渔民一眼就认出了屈原，情理不通，这是其一。
其二，作为一个以捕鱼维持生计的草根百姓，这个老渔民日子过得比较窘困，也没有受过什么的教育，是可以肯定的事情。同时，作为一个身处穷乡僻壤，长期生活在这里的老渔民，不会有多么高深广博的见识，也是可以肯定的事情。然而，从这位老渔民说的那些话来看，水平却不是一般的高，见识也不是一般的广。尤其是“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这样的话语，其中所蕴含的人生哲理更不是一般的深，简直就是一副哲学家的范儿。这样的老渔民，在那样一个不毛之地会有吗？总不会是从天而降的世外高人吧。因此可以断定，《渔父》不管是出自谁的手笔，其中写到的这个老渔民，根本就是个虚构的人物。
既然这个老渔民只是《渔父》作者所虚构，并不是一个现实生活当中真实存在的人物，那么，太史公将这段描写当做纪实性人物传记来处理，又是否真实准确可信，各位读者可以自行判断。
那些认为《渔父》系别人伪作的人，其主要理由和依据是，在这个老渔民的谈吐之中，表现出了比较浓厚的道家思想。他主张随波逐流、和光同尘的实用主义处世哲学，否定屈原坚贞自守、不肯妥协的立场做法。而这一点，同屈原的一贯思想主张和人生诉求格格不入。其实这一点也并不难解释，屈原完全可以在作品中为自己设定一个对立面，用以反衬自己的原则和坚守。这样的笔法，文人墨客们是经常使用的。作为一代大家的屈原，使用起来自然也会得心应手。况且他又是个学识渊博的人，写出具有这样认识水准的文字，也不是什么难事。
凡此种种，我感觉《渔父》应该是为屈原所做。远大政治抱负不得施展，屡遭排挤流放，本已使他饱受精神折磨之苦。最高领导楚怀王客死异国，首都郢都又被秦军攻破，国家灭亡在即，更使他万念俱灰，从而对尘世彻底绝望。因而，不愿苟且偷生的他，便决心以死殉国。太史公认为《渔父》版权归屈原没有错，但是将其当做纯纪实作品来对待，就有些牵强了。
另一方面，从屈原的作品来看，他的思想认识水准，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在精神上，他是一个痛苦的孤独者，根本无法与周围的人沟通交流。这一点，也使屈原对尘世没有了任何留恋。所以，在赴死之前，为了进一步表明自己冰清玉洁的高尚人格操守，不甘与凡夫俗子、宵小之徒同流合污的心志诉求，便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古的传世名作《渔父》。诗以言志，《渔父》当是屈原的言心明志之作，而绝非其纪实自传之文字。
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渔父》确为他人假托屈原之名而作，那么这个人的造假水平也实在是太高了一些。从这首诗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等方面看，他简直可以称之为屈原第二了。要做到这一点，其实是一件基本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一个人的文学作品，艺术手法、文字风格、体裁修辞等形式层面的东西，或许比较容易被别人所模仿。但精神境界、思想水准、品格风骨等内涵层面的东西，却是极难被复制的。
无论屈原是怎么死的，导致他投江自沉的直接诱因又是什么，都不影响他作为伟大思想家、政治家和杰出诗人的历史地位，也无碍他的那些传世之作万古流芳。其实，我们本无必要纠缠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细枝末节问题，只管尽情品读欣赏屈原那些荡气回肠、壮丽隽永的诗篇，好好学习效仿他那忧国忧民、忠诚爱国的崇高精神情操，方才是正道。
作者简介：王离京，笔名谷荻，男，山东寿光人，年生于北京，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做过知青、工人、教师，曾任省直机关处长、大学领导干部，二级警监。散文作家，系中国作协会员，发表出版作品累计三百余万字，多次获奖并入选多种选本。相关作品成为国内外多家著名高校图书馆馆藏书目，两度入选山东省中小学生寒暑假读一本好书活动前十位重点推荐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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