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科白殿疯怎么样 http://m.39.net/news/ylzx/bjzkhbzy/index.html北方国和南方国——南方的精神文明5、穷尽天道的哲学思想（1）计然和范蠡相传计然姓辛氏，字文子，又名计倪。他的祖先是晋国的亡公子，计然曾南游楚、越，著有《计然》一书，今已失传。其主要思想散见于《史记·货殖列传》和《越绝书·计倪内经》等书篇中。当越王勾践被困于会稽山上之时，向计然询问对策，计然说：“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所以当岁星在金时，天下丰收；岁星在水时，天下‘毁’；岁星在木时，天下饥荒，岁星在火时，天下旱。发生旱灾时，准备舟辑；天下水灾时，准备好车马。这是自然变化的道理。自然之道，每六年有一次大丰收，每六年发生一次大旱，十二年有一次大饥荒。”由此可见，计然是用天道的变化来解释人事的祸福。所谓自然之道，首在于阴阳。阴阳万物，各有纲纪，日月、星辰、刑德，变为吉凶。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人君据以建立历法朔望。人事凡有所举动，必须顺天地四时，参以阴阳，顺之者有德，逆之者遭殃。当自然变化为“阴”时，圣人应收敛财富，准备积蓄；阴尽为阳，应急卖六畜财货，益收五谷。如此，则能做到国富民强，达到争霸的目的。计然用阴阳自然变化解释人事，还只限于聚敛财货等经济方面。他的学生范蠡则发扬光大，将计然的学说推及于人事的各个层面。范蠡字少伯，楚宛郡三户(今河南淅川县西北)人，后游越国，与越王勾践深谋二十余年，最后灭吴，报会稽之耻。《国语·越语下》记范蠡的思想说：“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所谓“持盈”，是指法天之道，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圣人应随天道而行，叫做“守时”，时行则行，时止而止。天时未到，勉强有所行动，只能招致失败。所谓“定倾”，是指人事而言。当越国战败之时，被困于会稽之上，形势岌岌可危。此时应该对吴国“卑辞尊礼”，送给吴王“玩好女乐”，尊重他，甘心做他的奴仆。用甘言美辞使敌人骄傲，用“玩好女乐”使敌人荒淫懈怠，然后可以一举击垮对手。所谓“节事”，是指遵循土地之性。举凡世上一切，唯大地能包容万物，不偏不倚。物有美恶，各有所宜，皆成以养人。时候节气不到，强行拔苗生长，只会适得其反。圣明的君主应因地之宜，开辟田野，充实仓廪，使地无遗利，人无闲夫，抚民保教以成大事。天地人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三者之中，人最重要，“天因人，圣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圣人因而成之。”天地的变化应与人事变化保持一致，君主的行为举措要符合天体运行的自然规律，违背了自然规律，就会有不祥之灾，这就叫做“强索者不祥”。但当天时有利，君主无所行动时，也会遭殃。“得时不成，反受其殃。”因为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天地人既有区别，又互相联系，三者缺一不可，重点是在人事方面。所谓“夫人事，处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这是范蠡思想的最好概括。计然和范蠡的思想的一个共同点，是把对宇宙天地的揣摩和理解，作为他们的自然与社会知识的基础和依据，并以“天道”作为人事解决的终报依据。这种思想体系在我国属于早期道家的范畴，其中还掺杂着阴阳数术的色彩，或可称之为“古道者之学”。（2）南方儒学年8月23日，位于湖北荆门市沙洋区郭店村的古墓被盗，为抢救墓中残存文物，当地文物考古部门于10月18日至24日对墓地进行抢救发掘，共清理出铜器、陶器、漆木器等众多文物和余枚竹简，并将该墓命名为郭店一号墓。根据出土的器物形态，推测其下葬年代为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公元前3世纪初，约当公元前年前后。墓主为楚“东宫之师”，即楚太子的师傅。《战国策·楚策二》载：“楚（顷）襄王为太子之时，质于齐。怀王死，太子辞于齐王而归，齐王隘之……太子曰：‘臣有傅，请追而问傅’。傅慎子曰……”从年代上看，这个“慎于”很可能就是郭店一号墓的主人。郭店一号墓的意义，在于墓中出土的大量竹简。这批简书分属儒、道二家的著作，其中属于儒家的有《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遁》、《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等，除《缁衣》外，其它均不见于今传古书。这批儒学典籍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心性的重视。《性自命出》说：“性自命出，命自大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人性出自天命，本无优劣贵贱之分，由于后天际遇和教育的不同，从而产生了差异，“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之然也。”所以儒家特重教化。《尊德义》说：“仁为可亲也，义为可尊也，忠为可信也，学为可益也，教为可类也。教非改道也，教之也；学非改伦也，学已也。”“教”“学”的内容为诗书礼乐等六艺，《语丛一》有云：“《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诗》所以会古今之志也者。”“《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礼》，交之行述也。“《乐》，或生或教者也。”（另有关于《书》的残简）。教、学的功效，便是掌握“六德”。何谓“六德”？“圣智也，仁义也，忠信也。”“六德”又与“六位”——父子、君臣、夫妇相连系。除重教化之外，一个人的成功与否还在际遇。《穷达以时》说：“有天有人，天人有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有其人，亡其世时），虽贤弗行矣。苟有其世（时），何难之有哉。”“遇不遇，天也。”在《论语》中，孔子讳言天及天命。但在郭店简中，讲天及天命的地方却很多，上文《性自命出》已将“性”“情”“道”与“天命”连言，学者以为“道”即指儒家礼乐。在《五行》篇中，礼乐与仁智圣合称为“五行”。《五行》开篇即说：五行：仁行于内谓之德之行，不行于内谓之行。义行于内谓之德之行，不行于内谓之行。礼行于内谓之德之行，不行于内谓之行。智行于内谓之德之行，不行于内谓之行。圣行于内谓之德之行，不行于内谓之行。所谓“五行”，即指仁、义、礼、智、圣五种道德规范。五行之中，圣又独立于其它四行，而以天道为对象，它是其它四行的源头和终极目的，所谓“圣人知天道”，“圣，智礼乐之所由生也”。在早期儒家“天人合一”的观念中，“天”是以人为出发点的，圣人不仅知天道，还知人（仁）道。《五行》简23～24即说：“未尝闻君子道，谓之不聪。闻君子道而不知其君子道也，谓之不圣。”君子之道也就是人（仁）道。郭店简《尊德义》称：“莫不有道焉，人道为近。是以君子人道之取先。”这样，圣人就成为天人之际的中介和桥梁，既知大道，又知人道。人间礼乐教化就与天道圣智密合无间。学者以为，郭店儒家简在思想史的地位介于孔于与孟子之间，“它填补了儒家学说史上的一段重大空白，”是历次出土文献中“价值最高的”。庞朴：《古墓新知》，《读书》年9期。在楚国故地出土这么多儒家著述，这对于传统看法以为楚地流行道家学说的学者来说，“多少感到有些意外”。姜广辉：《郭店楚简与〈子思子〉》，《哲学研究》年7期。其实，楚国君臣对源自中原的传统礼乐文明并不陌生，楚国上层精英文化大约以春秋中期成王和庄王为界，在成、庄以前，楚国君臣大张“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溢”的旗号，公开与周室分庭抗礼。公元前年楚宋泓之战后，楚成王在郑国的一系列行为，被当时的君子讥评为“非礼也。”并说“楚王其不没乎（不得好死）。为礼卒于无别，无别不可谓礼，将何以没。”《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可是到了庄王之世，情形已大为不同。公元前年庄王灭陈，在申叔时的劝谏下又恢复了陈国，孔子说“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城濮之战后，楚庄王曾说“夫文，止戈为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左传·宣公十二年》。庄王对“武有七德”的认识，学者以为其中“有儒家的成份”。涂又光：《楚国哲学史》，湖北教育出版社，年。《国语·楚语上》载楚庄王为太子的教育问题访于申叔时，申叔时提供的教材包括《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和《训典》。这9种教材实际上都出于儒家系统。庄王之后，楚国君臣在公开场合多次称引《诗》《书》，较之北方鲁、晋、齐诸国并不逊色。申叔时、左史倚相、观射父等楚地学者可能还是早期儒家的代表人物。公元前年，周室内乱，“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与孔子同的楚昭王、楚惠王也曾被“君子”称颂为“知大道”、“知志”。分见《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左传·哀公十八年》。《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楚昭王兴师迎孔子”之事，近世学者多以为非，但孔子曾在陈地（今河南淮阳）蔡（河南上蔡，后均属于楚）游历多年，楚国叶县（河南叶县南）县公曾问政于孔子也见于《论语》，则孔子学说在楚地流传也是历有年所的。郭店儒家简一般认为是子思孟子一系的作品，更有学者以为《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尊德义》是孔子所作，《缁衣》、《五行》、《鲁穆公问子思》出自子思及其门人之手，《忠信之道》是子张之作，《性自命出》是子游之作，《成之闻之》（或名为《天降大常》或名为《求己》)、《六德》是县成之作。廖名春：《郭店楚简儒家著作考》，《孔子研究》年3期。这个意见当然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但郭店儒家简出自孔子及其后学殆无疑问。在孔门弟子中，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游（言偃）为吴人，子张（孙师）为陈人。《集解》引郑玄《孔子弟子目录》则以为子石（公孙龙）、子选（任不齐）、于丕（秦商）皆是楚人，子正（公良儒）则为陈人。《孔子家语》又说开（漆雕开）为蔡人，子旗（巫马施）为陈人。《阙里文献考》则说子循为蔡人。陈、蔡、吴在战国中期以后均属于楚，上述诸人亦不妨看作楚地之人。孔门弟子籍贯，后世学者众说纷坛，莫衷一是。《孔子世家》云：“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其中当不乏来自南方楚地的学者。《史记·儒林列传》又说：“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故……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郭店儒家竹简的发现，正是孔门后学在楚地流传的见证。（3）老子老子代表了南方的最高智慧，是南方精神文明的精华。对宇宙和人生终极规律的穷尽追求和把握，无为而治和小国寡民的政治思想，顺其自然、以柔克刚的人生态度，也是对南方精神文明的高度概括。6、雄奇瑰丽的文学艺术一提到楚国的文学艺术，我们的灵魂会立即飞腾起来。“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这虽然是李白的诗句，但恍惚再现了一个《楚辞》的境界。就象北方的哲人永远站在现实的大地上而南国的哲人却矗立在宇宙的空间一样。北方的歌手活跃在现实生活里，南国的诗人却驰骋在他们的理想世界。把《诗经》和《楚辞》加以对比，风格意境的迥异是显而易见的。北方的诗歌里，不管是春波泱泱的河岸边仕女的嬉戏，还是矛戟森森的军营里战士的歌呼，都是实实在在的社会人的关系。三百篇里没有神的位置。《生民》之类述说的也是古老的传说。即使在颂诗中，神也是“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而已。《楚辞》完全不同，楚国人一进入艺术境界，神就同他们在一起载歌载舞。我相信《九歌》《招魂》等不过是楚人祭神诗歌的遗留。楚国的巫歌一定普遍发达。阳阿薤露，白雪阳春，国中属而和者以千百计，可以想见当时的盛况。北方当然也是有神有鬼的，《左传》里鬼神就很多。但北方的鬼神和南方的鬼神有着质的不同。《左传》是无论厉鬼、冤鬼、怪物，无例外都是可怕的，他们总是和人对立，对人们兴妖作祟。《楚辞》中的鬼神却是人们的朋友，他们或是脉脉情怀，或是兢兢勇武，都具有人的感情，人的欲念，都是非常可爱的。举个有趣的例子。北方的河神曾两次对楚国君臣作祟：一是楚成王三十九年的楚将子玉索贿，一是楚昭王二十七年给昭王降灾，但楚国君臣两次都不买他的帐，甚至宁死也不承认他的权威。这个河神无赖之极，但他一“投奔”楚国，到了《九歌》里面，就变得俊美而多情了。同一河伯，在南北文学作品中是迥然不同的两个形象。在大诗人屈原的笔下，特别是在他的不朽巨著《离骚》里，那艺术的世界真是无限广阔，诗人可以奔驰于天上地下，悬圃昆仑，驱使着风云雷电，日月星辰。“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神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纷总总而离合兮，斑陆离而上下”。神在这里不仅不会作祟成灾，而且都成了诗人的仆御。在《楚辞》里面，人是自然的主宰，压倒了宇宙的一切。这种雄奇瑰异的艺术境界，是北方那些朴实的歌手们无法梦想的，如果用现代的艺术理论来表达，则《诗经》是现实主义文学，则《楚辞》是浪漫主义艺术。前者似平原秀野，旎旖芳菲，后者如峡水春江，奔腾澎湃，共同丰富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宝库。屈原是以诗人的形象永载史册的，但他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家。他也曾探索过宇宙本原问题，他说：遂古之初，谁传道之?(远古的起始，是谁传说的?)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天地尚未形成，如何考查得出?)冥昭瞢，谁能极之?(昼夜昏暗，谁能穷究得了?)冯翼惟像，何以识之?(天气弥漫无形，凭什么认识?)明明，惟时何为?(白天黑夜是如何形成的?)阴阳三合，何本何化?(阴阳三合才有生命，哪是根本，哪是功用?)圜则九重，孰营度之?(天有九重，谁能经营席量?)屈原对宇宙本原的探求，是采取一种只问不答的方式，这种问而不答的态度，表明他对传统天道的反思。问而不答，正是以不答为答。屈原的作品中，充满神的、动物的植物的、的种种现象，而且都是审美对象，这是因为屈原看问题是从“天”出发而不是从“人”出发的。从“天”的观点看，人也宇宙一部分，人与万物同为宇宙之物，因而可以移人之情于万物，与万物建立审美关系，即审美地观照万物。老子用哲学的态度看待宇宙万物问题，屈原则用美学的眼光看待宇宙万物问题，其结果，则是一致的。与老子一样，屈原也讲个人修养。屈原所讲的个人修养更多强调内心的修炼，他说：“内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气之所由。漠虚静以恬愉兮，澹无为而自得。闻赤松之清尘兮，愿承风乎遗则。”扫除内部和外部的污秽，净悲哀，培养自己内心的正气，从而达到淡泊无为的境界。屈原心系楚国，不肯同流合圬，不肯当隐逸之士，这种入世精神，与儒家传统是相关的。楚人有充沛的想象力和独特的审美情趣，我们观赏楚国的文物，无不是造型清秀，韵致俊逸，色彩富丽，线条流畅。楚人崇拜太阳，崇拜大火，楚人喜爱亮丽的红色；向往日出的东方；楚人尚鬼，好祀，崇巫，喜卜；楚人爱细腰，女子婀娜多姿，男子则轻剽好斗；等等，等等。都可以用楚人耽于幻想，富于浪漫气质寻求一个确切的解释。如果说，北方黄河流域是一种实用理性文明的话，那么，楚人所代表的南方文明，则是一种非功利的浪漫气质。她寓刚于柔，刚柔相济；空灵剔透，潇洒超脱；清丽俊逸，流风万里，一如清新自然，狂放不羁的长江之水，从青藏高原走来，直奔东海之滨。7、礼乐和歌舞年发现的新都九联墩大墓曾出土整套的礼乐器。这是一座“甲”字形的土坑木椁墓，墓向为正西，墓坑长10.45，宽9.2米，西面有长8.82米的墓道。有楠木的木椁，椁壁外填青膏泥。椁内中央为棺室，四周有八个边箱。棺室内有船形的独木棺，外壁及内底涂黑漆，内壁涂红漆。椁室中部下有木构的器物坑。这座墓早年被盗，但仍出土青铜礼器、兵器、工具共件，其中列鼎5件，编钟5件，就是典型的礼乐器，据学者研究，新都大墓的礼乐器风格与曾侯乙墓接近，年代在公元前4世纪前半战国中期偏早阶段，器物风格虽然与楚文化近似，但仍然可能是在巴蜀本土铸造的。相传战国时期，宋玉在一次回答楚王的问话时，提到一人在楚郢都唱“下里巴人”，这种通俗奔放的歌曲竟大受欢迎，“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下里巴人”就是巴人创作的歌曲。巴与楚依江相邻，巴人歌曲在楚地如此流行，可以想见巴国歌舞的盛况了。《华阳国志·巴志》中说：“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可见巴族的歌舞已由早期的娱神的宗教舞而向“战舞”发生转变了。巴蜀的歌舞自古有名，这就是著名的“巴渝舞”。据《山海经》记载，天乐《九辩》和《九歌》是夏禹的儿子夏启从天上偷回人间的，实际上这两支歌都是楚地早期的民间音乐。战国后期，楚歌已发展到成熟的阶段，“阳春白雪”这一成语，即是由当时的两支歌的歌名组成。宋玉《对楚王问》：“郢人……歌《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郢人即楚人，说明当时楚地音乐已很发达，大约也经常举办类似今天演唱会的活动。《阳春》、《白雪》属于高雅艺术，不是当时的流行歌曲，而难为下里巴人所能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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